我觉得与其这样，我们不如干脆使用一个更为中性的更有解释力的更有诠释力的新的范式，所以我就一直主张用良政还是劣政来代替所谓民主还是专制。

中国自己的崛起，它的成功经验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善治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总体上它的治理能力，治国理政能力在普遍的下降。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经得起国际比较。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

那么既然说到良政善治，我们就要探讨第六个中国理念，我叫做“选贤任能”。那么实现良政善治要有人才。中国古人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从思想传承来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从普通百姓到干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认为治国必须靠人才。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深层的心理结构是格格不入的。

过去西方创造了一个神话，说是只要制度好，选个傻瓜也没有关系。但随着中国模式，特别是选贤任能模式的崛起，今天还相信这个神话的人，估计自己也是傻瓜了。小布什八年治国无方，美国国力就直线下降。希腊和冰岛领导人治国无方，国家就走向破产。

那么从制度传承来看，中国选贤任能制度也是源远流长的，它包括了持续上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度，在当时这是世界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竞相模仿。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科举制度后来走向了僵化，直至被废除。但中国人这种治国理政需要靠人才，人才要有治国理政的经验和资质，我觉得这是中国人不可动摇的信念。

那么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两个自己经历过的故事。

一个是邓小平的一次谈话，那是1985年9月18日上午，他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我当时担任翻译，这是非常特殊的一天，因为那天中国共产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这在两届党代会就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举行的一次会议，所以有些不寻常。用当时总书记胡耀邦的话说，就是有一些重大的问题要解决。那次会见是这样的，邓小平在主持了这个会议的开幕式之后，就步行从会场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来见罗林斯总统。

邓小平会见罗林斯，张维为任翻译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中共的领导班子做了重大的调整，实现了新老交替。当时我记得是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等十位老一代的革命家离开了中央政治局。然后李鹏、乔石、姚依林等六位进入政治局，而且决定一百三十一位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同时增加了一大批新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

当时邓小平说：“三个委员会的成员进退做得很好，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非常好”。邓小平说“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今天回头看一下，就1985年开始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中国长治久安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那天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结束后，直接来到了福建厅与加纳客人见面。他当时还沉浸在党代会的气氛中，所以上来就主动对罗林斯介绍党代会，我刚从会场过来，这个会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然后他谈到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他说这个挑战包括人才不足，他说我们建设中国遇到的问题，一个是经验不足，还有就是人才不够，这是我们的弱点，可能也是你们的弱点。然后邓小平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在人才，包括领导人有序接班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包括培养人才，包括利用好现有的人才。邓小平还谈到要从50岁左右和40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有大学学历的和实践经验的人中间发现人才。

回望过去，实际上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一大批领导人，就在那个时间段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当时还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选拔和培养一大批3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放到各种岗位上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各种考验和磨练。其中的佼佼者就组成了中国今天的最高的执政团队。那么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就是在十八大召开前夕，美国《纽约时报》一位编辑给我来了个邮件，问我能不能就十八大写一篇评论，所以我就熬夜写了一篇。那么这标题就是《中国选贤任能制度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超越》。那么今天读来这篇文章，一个字都不用改。我当时写了这么一些话：我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这么一种鲜明的对比，我认为这种对比是非常肤浅的，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是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那么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的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

以即将接班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例，他曾在经济充满活力的福建省担任省长，后又担任过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的省委书记，后来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还有许多强大的国有企业。换言之，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就人口而言超过1.2亿，就经济规模而言，超过印度。其后他又有5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领导工作。

美国政治家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现实中这一理想并非轻易可及。美国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还相当遥远，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不会批评美国的制度是1%的有、1%的治、1%的享。当然1%的说法也可能过于严厉了。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2年在美国文化生活类时尚杂志《名利场》上发表《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实验室。中国这种“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已经可以和美国的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温斯顿·丘吉尔有过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经尝试的制度更坏。”那么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许多中国人把丘吉尔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但如果用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的话说就叫“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领导人应该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离开。

然而，在中国儒家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和“下下策”的结合，也就是说它能够选出久经考验的优秀领导人，同时也有下下策，也就是有退出机制，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选贤任能理念和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的一种超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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