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唐玄宗以法为重，打压了民间复仇之风，维护了社会稳定，但是让大部分百姓失望，失了民心，实在是有得亦有失。

话说在东汉汉明帝刘庄时，也有兄弟二人共同杀人的案件，地方政府无法定罪，最终汉明帝以“兄不训弟”为依据，判处哥哥死刑，弟弟免死。

所以要我说，唐玄宗如果也能如此断案，就能够既能维护国法，也能平息舆论，使得法律与人情兼顾。

《后汉书·郭躬传》：又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而减弟死。

到了唐宪宗（李纯）元和六年（811年），同样的报仇杀人案，处理结果和唐玄宗时却大相径庭。

案件过程很简单：富平人梁悦为报父仇，杀害仇家秦杲，然后去县府自首认罪。

韩愈曾上书《复仇状》

案件上报到朝廷后，职方员外郎韩愈上书《复仇状》，提出由尚书省开会讨论后上报给皇帝斟酌处理。唐宪宗最终选择站在维护礼教的立场上轻轻地处罚了复仇者（杖一百，流循州）。

其中颇可玩味的是韩愈的“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将皮球踢到了最高统治者那里去了。

杀秦杲，自诣县请罪。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职方员外郎韩愈议，以为：“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故圣人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宜定其制曰：‘凡复父仇者，事发，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戊戌，敕：“梁悦杖一百，流循州。”

以唐朝这两起案件来看，唐朝的法律对血亲复仇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来解释，所以都是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最后交由皇帝来定夺，而皇帝的最终判决又足以影响了一时的风气。

到了宋朝，此时的法律明确对“复仇杀人”给出了解释。

《宋刑统》：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

例如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乌江县县尉王公衮的母亲墓被人盗了！母亲的遗体还被抛弃在荒野之中。在古代，盗墓毁尸是极其恶劣的案件，因为对于死者后人来说，这是一种让人无法抑制愤怒的侮辱。前文说的汉代李暠就是这样被气死。

王公衮亲自查案，将盗墓贼嵇泗德抓捕归案，希望将其正法。可是绍兴府的官员给嵇泗德判了杖责和流放的轻刑，王公衮为此气的发狂。

王公衮又打听到嵇泗德还被看押在绍兴府的监狱中，便找机会灌醉了狱卒，拿到钥匙，在监狱里亲手解决了嵇泗德的性命。

这起杀人案同样的上报到朝廷，为此，王公衮的哥哥，吏部员外郎王佐也向宋高宗请罪，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官爵挽救弟弟性命。宋高宗最终听取了参与讨论官员的意见，判：王佐不撤职，王公衮降职一级，绍兴府参与判案的官员都因为误判而定罪。

这起案件的经过还是颇有周折，本来王公衮不需要用复仇杀人这样极端的方式解决，他自己本身就是法律工作者，自然首先寄希望于法律能够公正判决，结果在大失所望和愤怒之余，这才铤而走险，用极端的方式复仇。

对于绍兴府参与判案的官员们来说，正是这一次不公正的判决也断送了自己的仕途。

明清时期法律也有所变通，但对复仇者的惩罚有所减轻。《明史·刑法志》：“至罪囚打断起发有定期，刑具有定器，停刑有定月日，检验尸伤有定法，恤囚有定规，籍没亦有定物，惟复仇者无明文。”又：“复仇，惟祖父被殴条见之，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

50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呈请国民政府特赦施剑翘，最终法外开恩，施剑翘被特赦

恐怕进入近代以来，民间舆论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复仇也是持同情和理解态度的，著名的刺杀孙传芳案中（施剑翘之父施从滨在战争中被孙传芳俘获并杀害），施剑翘在冯玉祥将军等人的帮助下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最终被无罪释放。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封建统治中，由于统治者提倡忠孝治国，对复仇案件的处理始终显得很棘手，礼和法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统治者也没有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而是灵活的处理。

在现代法治国家，自然不存在礼和法的冲突，古时的“血亲复仇”案的观点得不到现代法律的支持，也不会成为被告人的无罪的依据。

笔者以为：在“聊城辱母杀人案”中，“辱母”只是媒体提起关注的一个视角，并不能给被告人以无罪的开脱，最终律师争论的焦点应该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或者是否构成防卫过当。这才是定罪的关键！就目前情况来看，此案二审肯定要给民众还原事实真相，并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