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还因为父母报仇而直接被当地政府察举为孝廉，汉桓灵时期的阳球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后汉书·阳球传》插画

《后汉书·阳球传》载：“家世大姓冠盖。球能击剑，习弓马。性严厉，好申韩之学。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初举孝廉，补尚书侍郎。”阳球在为母报仇之后，就出名了，太守察举他为孝廉。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同样是母亲被侮辱，同样是为母报仇而杀人，为何毌丘长和阳球的结局却如此不同呢？

笔者认为造成颠覆性的结局除了和县令、太守的为人处世有关，应该还和复仇者的家族势力背景有关。细心的朋友会发现《阳球传》有非常关键的细节，那就是阳球“家世大姓冠盖”，这是说阳球家族在本地有着非同一般的背景势力，是当地的豪强。

汉代不同于后世宋元明清，地方权力极大，地方除了县长以外的官职，其他的属官全都是由本地豪强担任郡县僚佐的职务，一个空降的县长要想和当地豪强斗法无疑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且社会舆论也对此类事件表示赞同，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为血亲复仇都不会被判死刑。

还有汉末夏侯惇十四岁时就因为年轻气盛，将一个侮辱他老师的人杀害，可是也没有被惩罚的记载，反而“以烈气闻”，究其原因，肯定是夏侯家族在谯县本地的势力影响的缘故了。

综合看来，阳球、夏侯惇能平安无事，正是其家族的影响力，赵娥和郅恽则是运气好，碰到的本地执政官员心慈手软，不予追究，何颙则是长期逃亡，仗着名望得到民间各地豪杰的保护，甚至袁绍都与其结交；至于毌丘长，既没家族背景，也没名望在身，更没有被官方放过一马的好运，只能落得身死的下场（当然吴祐还是帮他延续了香火的）。

其实，在汉代还有个方法可以免死，那就是等到朝廷大赦天下。

当然朝廷大赦天下这种事是可遇不可求的。东汉汉桓帝刘志时，苏不韦的父亲苏谦被李暠刑求致死，苏不韦伺机复仇失败，李暠加强了自身保护，苏不韦见没有机会下手，就干脆去把李暠父亲之墓给挖了，拿李暠父亲的人头祭奠自己父亲。作案后，苏不韦长期逃亡在外，李暠给气的活活吐血而死。后来苏不韦就是等到了朝廷大赦天下才免罪回家的。

到了汉末时，战乱频繁，百姓十不存一，国家所掌握的编户大大减少，但是民间私自复仇风气仍是愈演愈烈。有鉴于此，建安十年（205年），汉司空曹操在平定冀州后下令“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禁止百姓私自复仇。

魏文帝曹丕曾经在黄初四年（223年）又重申禁止民复仇的禁令，诏曰：“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并且曹丕加大了对私自复仇者的惩罚力度-----族诛。并且在法律中着重强调，《魏律》规定：“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

到了晋代，晋成帝司马衍诏定：“自今以往，有犯复仇者必诛。”与此用时，魏晋南北朝法律的礼学化使得法律相对更具有理性精神，梁满仓先生曾经这样说：“魏晋南北朝明令禁止复仇，所见文献记载的复仇事件也大大少于秦汉时期。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礼制的变化及礼对法的影响密切相关。礼法结合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讲究法“理”，重视生命，法贵得中，宽法倡德，越来越充满了“礼”的精神。

在这种结合中，礼对法产生的影响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的一面。在礼的影响下，冷峻严酷的法具有了尊重生命的人性，刚硬的律条注入情和理的灵魂，杀罚止恶的同时又兼道德提倡，从而提高了服务国家政治的效率。”

钟会伐蜀时出于野心最终导致叛乱，叛乱中关羽的后代遭到了毁灭性伤害

相对来说在魏晋南北朝私自复仇的行为比两汉大大减少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三国末期，庞德儿子跟随钟会大军灭蜀，私自杀害关羽的后代为其父亲庞德报仇。这件事发生在军中，不同于承平年代一般的复仇案，且魏蜀两国是敌对的国家，司马昭忙于篡位，未必会追究此事。

两晋复仇的行为大大减少，然而著名权臣桓温便是一位给父亲报仇的孝子。

桓温的父亲桓彝在晋成帝年间苏峻、祖约的叛乱中丧生，为泾县令江播所杀。桓温当时只有十五岁，悲痛之余立志要替父报仇。三年后，江播逝世。虽然仇人已死，但是志在复仇桓温并不打算放过仇人之子。桓温打听到江播的三个儿子江彪等人在办理丧事，便身身怀利刃，诈称是前来吊丧的宾客，乘机将江彪三人全部杀死。桓温为此并未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得到称赞和名望。

时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复仇。至年十八，会播已终，子彪兄弟三人居丧，置刃杖中，以为温备。温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时人称焉。

这件事有其特殊性，首先桓温的父亲桓彝为国殉难，桓温复仇也算是为国除贼，桓温的仇人其实也是东晋政府的仇人。

同时期的沈劲也是为父报仇的孝子。

沈劲的父亲沈充在王敦之乱中战败逃亡，被部将吴儒所杀。沈劲被同乡人钱举藏匿起来，得以活命。沈劲成年后，寻找到机会，将吴儒刺杀，替父复仇。

（劲）父充，与王敦构逆，众败而逃，为部曲将吴儒所杀。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其后竟杀仇人。

同样的，沈劲也没有收到惩罚，原因不是当时的法律宽松，而是沈劲的家族——吴兴沈氏势力过于强大，史书记载“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

晋朝政府还曾别出心裁的出台了“杀人父母，徙之两千里外”的法律条文，希望把结仇的两家人分隔开了，化解仇恨。可是即使如此，仍然会有人千里迢迢前往万里之外将仇人杀死。

南北朝时期基本沿袭前朝的规定。由于礼和法存在冲突，直到唐宋仍然有复仇的行为发生。但是法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量刑标准，其处理也是很灵活宽松的。相同的复仇事件哪怕是在一个朝代，最终判处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唐朝开元年间的孝子杀人案，唐玄宗李隆基的处罚结果就很重。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年仅13岁的张瑝与11岁的张琇兄弟二人将陷害父亲致死的殿中侍御史杨万顷在首都洛阳的街道上杀害。

这件杀人案轰动整个洛阳城，两位少年被捕后，民间舆论都同情这两位少年，官府一时也无法定案，只能上报朝廷定夺。

参与讨论案件的大部分官员认为兄弟二人的父亲张审素确实死得冤枉，兄弟二人年幼为父亲复仇，应该宽恕轻判，中书令张九龄对此也表示赞成；只有侍中裴耀卿与李林甫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如果轻判就会破坏国法，唐玄宗则赞同裴、李的观点。

唐玄宗对张九龄说：“孝子不怕死替父复仇，看起来确实值得同情，然而杀人后又能免罪，这个头绝不能开！”然后唐玄宗下诏，判处张瑝、张琇兄弟二人死刑（杖杀）。

议者多谓二子父死非罪，童年孝烈，能复父仇，宜加原宥。张九龄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为如此则坏国法，玄宗以为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似可哀矜；然杀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启。”乃下赦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苟各伸为子之志，则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子杀人，理不可恕。二子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怜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葬之于北邙，恐万顷家发之，仍为疑冢数处。

可见虽然唐玄宗以法为重，将孝子处以死刑，但是社会舆论对于孝子仍是抱着同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