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我们平时的感受是，毒品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据您观察，中国目前吸毒的人多吗？

陈敏：应该是不少，毕竟我们人口基数摆在这里，按照禁毒办发布的报告，目前记录在案的吸毒人员人数在180万，按国际惯例，隐性吸毒者的人数还要乘以4-6倍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被抓的吸毒者背后应该还有4-6个是没被抓的，算下来就是大概1000万人左右。从人口基数来看是不多，但单从数量来看还是不少。美国的吸毒者按他们的说法有个几千万，但实际上美国药物成瘾的人数比有毒瘾的更多。

观察者网：留学时我曾观察过，在美国每到期末考试之前，学生为复习而嗑那种让人自己兴奋的药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学校也不会特别去管。您认为，药物滥用跟吸毒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陈敏：在西方没有什么“吸毒”的说法，都是叫“嗑药”（drug），其实是一个意思，但是他们为了避免被说是将吸毒者“污名化”，就把吸毒的叫“药物滥用”。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叫吸“毒”？因为“毒”在我们中文里面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字眼。自鸦片战争以后，整个中华民族对这类东西是深恶痛绝，所以从清朝末年开始，就有人把这类物品跟“毒”联系起来，先是叫“毒烟”，民国的时候开始叫“毒品”，到了新中国时期正式确定了“毒品”的称呼。“毒品”也是中文专用词，在日本、韩国都是称“麻醉药”这种讲法。

所以，所谓“药物滥用”实际上就是吸毒，药物滥用的概念就是私自不顾剂量和频率地使用药物，两者没有什么区别。

美国很多“药物滥用”案例中，用的是芬太尼、阿片类止痛药奥施康定这些药物。为什么出现药物滥用的情况？首先是药厂不停贿赂医生开这些药物，其次有些医生他对处方根本就没有什么责任感和观念，上级也不怎么检查。这不像我们国家，我们国家如果开了这种药物，必须要查到使用在什么人身上、以及为什么要用。

某种程度上，我国可以说是有些过于谨慎，有些可用可不用的情况，都不会让用。而在国外只要你疼痛，你觉得想用医生就会让用。但阿片类药物用久很容易上瘾，最后演变成药物滥用。

观察者网：此前加拿大宣布大麻在全国合法化的消息相当令人震惊，一些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居民表示，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生活中从吃到用处处都有了大麻的影子。您指出西方国家曾有过一段禁毒时期，为什么现在西方国家又要将大麻这种毒品合法化？

2018年10月17日加拿大大麻合法化，次日在媒体和民众的欢呼声中，第一张“合法购买大麻收据”于圣约翰斯“诞生”  视频截图

陈敏：植物大麻相对其他毒品而言危害没有那么大。但大麻有一特点，那就是吸完之后整个人精神会很涣散，变得懒散，所以换个角度想，统治阶级肯定不希望年轻人成天闹事，还是让他们懒散一点更好，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从政治利益考虑，目前吸食大麻在西方已经形成一种“潮流”，过程类似烟草的流行。以前很多烟草公司就不停地花钱请医学家、打广告宣扬“吸烟有益健康”、“吸烟很潮”等等吸烟所谓的“好处”。而在西方一种行为一旦形成潮流，政治家为了拉选票、满足自己政治利益就会去迎合这种潮流。特鲁多作为加拿大自由党领袖，在2015年竞选总理的时候就把推动大麻合法化写进了竞选纲领，而大麻使用者的选票也确实极大地推动了特鲁多的上台。

在这种制度之下，一个政治家如果只关心自己的政治利益，无疑会愿意支持大麻合法化。索罗斯之所支持大麻合法化，就是因为一旦大麻在全国乃至全球合法化，它就会像以前的烟草成为一个无比庞大的市场，能令其赚很多很多钱。所以这些支持大麻合法的人，要么就是图政治利益，要么就是图经济利益。

蒙特利尔市民欢庆大麻合法化 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一旦多数人形成一种特定的观念，这种观念就会演变成“正确”，即使这种观念有害健康，它也依然“正确”，这大概就是西方的所谓“政治正确”。而一些有特定目的的人，比如资本家，只要通过一些手段让多数人形成一种习惯，哪怕是吸食大麻这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一旦形成集体性认同，就可以将其转变成政治正确，从而影响政治政策，并进一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陈敏：我常说，自由绑架选票，选票绑架政策，政策则进一步要求执政党顺应民意。

看看现在很多西方国家的政治正确到了什么地步，一些关于性别认同、环保、女权的组织都成了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正确主张的团体，一旦你不符合他们主张的政治正确，不论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都会受到打压，都会失去“自由”。在我看来，这是走向了另外一种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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