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人，你若想帮他戒毒，那就不单单是戒毒的问题，他的品性、家庭、环境都要顾及。禁毒学不仅仅涉及医学，还涉及社会学、法律学，所以要想帮助一个人戒毒，你得能帮他解决很多事情，做到了他就有希望戒毒成功。

截图自我国毒品纪录片《中华之剑》（1995）

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旦形成固定的思维习惯，要想令其改变谈何容易。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哪个医学专家、或者说没有哪个人能保证说，一定能把一个人的毒瘾戒掉，所以关于戒毒成功率高不高、到底如何才能戒毒，也没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观察者网：您接触到的吸毒者在中国一般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获取毒品？

陈敏：很多都是通过身边的人。虽说贩毒在我国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但一些人吸毒久了之后经济承受负担不起，依然会走上以贩养吸的道路。以贩养吸最重要的是要找客户，要找客户就会去发展周边的人吸毒。所以我经常说，吸毒就像传染病，一个人吸了，他周边的圈子都有可能慢慢开始吸食，也就逐渐形成了毒品流通的渠道网。

而一旦形成渠道网络，即使一条线断了，还有很多线可以续上，吸食者也会主动去寻找到别的渠道。而混迹这个圈子久了，很多吸毒者能凭感觉找到这样的圈子，因为他知道吸毒圈容易出现在什么地方。以贩养吸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基本上很多长期吸食毒品的人都会走上这条道路。

观察者网：之前您在采访中提到过，您跟美国的同行们有过接触，您能介绍下美国戒毒工作的特点吗？

陈敏：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戒毒工作的运作方其实也是大资本。美国拥有连锁的高档戒毒医疗机构，有些州会把戒毒工作纳入医保，通过医保解决一些戒毒医院的费用问题，毕竟美国很多服务、尤其是医疗的费用非常高。

我国戒毒所目前采用的是封闭式管理，政府承担治疗费用。这种做法在美国人看来叫“强行把人关起来”“侵犯人权”，但有些吸毒人员会有自残或者暴力攻击他人的情况，这么操作其实十分必要。

这是两种对于戒毒的不同处理观念，我无意去做优劣评价，不过作为戒毒工作者，我们看过很多毒瘾发作的吸毒者暴力伤人的案例，不进行一些限制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而由于美国并不“限制人身自由”，这导致他们的戒毒医院有时反而成了贩毒市场。

曾经我国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但不多见，一些戒毒机构管理不严，导致有些毒贩专门跑进去贩毒，毕淑敏写的《红处方》里面就提过这类事情。这类事情在美国则是光明正大进行的，因为那里的戒毒机构来去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出入，经常就有一些贩子就带着毒品进去，导致里面的人戒着戒着，又在里面开始吸食了。

观察者网：那这些戒毒场所不就变相成为复吸的培养皿了吗？

陈敏：是的。除了某些医药公司无良、为了赚钱怂恿医生大量开止痛药、处方药之外，这也是美国为什么毒品越来越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美国对毒品的管制还很严格，有几届总统甚至还愿意打毒品战争。但在那之后，一些政客为了谋求政治利益，开始提出一些“人性”诉求，比如民主党就呼吁不要将毒品“污名化”，不要“歧视吸毒人员”。慢慢地，社会民众开始对毒品的包容度逐渐上升，而一旦这样的社会氛围形成，认为吸毒也不是什么很大问题，禁毒就基本不可能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克林顿都吸食过大麻，他们都认为这没什么问题，于是美国逐渐走向了毒品泛滥。

美国密歇根大学学生群聚吸食大麻  视频截图

之前跟美国的戒毒同行见面的时候，美国方面派来的是位老人，他很坦白地跟我讲，他们对戒毒工作说关注也关注，说不关注也不关注，反正能赚钱就可以。所以在美国戒毒是桩生意，背后运作的是资本。

像索罗斯这类推动大麻合法化的美国资本家，他有可能会让自己的子女稍微沾染一下软毒品（即毒性较小、不那么容易成瘾、但可致幻的毒品，如大麻、摇头丸），但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去碰硬毒品（如海洛因、可卡因）。不过，如果合法化毒品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他们也绝对会支持。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贩毒是生意，戒毒也是生意。

陈敏：美国有很多好的戒毒手段我们国家也学习了，像美国的社区戒毒我们现在也在学习，就是社区安排专门的人员督促、监督那些已经戒了毒回家的人，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我们国家戒毒工作人手不足，基层社区戒毒专干经常是一个人身兼数职，所以有时候会忙不过来。美国有一些匿名的戒毒组织、戒酒组织，这个在中国没有。

另外像一些毒品的分类认证，我们也是学的美国。比如大麻，我们国家其实没有吸食大麻的传统，也没有什么大麻文化，但我国特意把大麻定义为毒品，其实就是参考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律规定。当时西方国家确实是把大麻当做毒品严厉打击的，只不过现在它们风口一变，又把大麻变成了合法的东西，然后反过来开始批评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