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香港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劳动力、留学生生源、工业品市场，香港的铁路、公交、飞机、医院等等都必须使用英联邦标准、制度和英国造工业品，培养了没有断层的亲英“高等华人”为英国所用。眼看这些利益将要消失，1980年6月6日，港英政府发表《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立“区议会”，选举产生区议员，香港的代议政制正式拉开了序幕。同时，英廷紧急修订了“国籍法”，防止港人将来涌入英国，大英帝国开始转动从香港撤退的齿轮。

1984年7月18日，港英政府赶在9月26日中英草签《联合声明》之前，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这份文件宣布要“逐步建立一个政制，使其权力稳固地扎根于香港，充分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向港人负责”，并“使各行政部门向立法机构更为负责”。港英政府试图通过循序渐进的办法，将香港的政治体制从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向香港市民负责的代议体制。

由此，港英政府一改立法局议员由港督任命的传统，引入了功能界别选举。

这一制度有利于巩固港英政府与香港工商专业精英阶层的政治同盟。但它并不是直接选举，这样便能防止中国政府支持的香港左派，通过选举进入港英政府。

《绿皮书》毫不讳言地说明：“直接选举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办法……有些时候，人民的政治意识对直接选举未有充分的准备；有些时候，由于社会风俗习惯不同，这种选举方式未能深为人民所接受……”

由此可见，港英政府的政治目的很明确：要在1997年之前的13年时间内进行代议制改革，彻底改变香港的政制体制，使其在1997年之后得以延续。可以说是英廷心中的“五十年不变”。

撒切尔夫人在中英谈判期间，就预设过目标规划：“我们的谈判目的，是以香港岛的主权，换取整个香港的长期管治权……我们建议如果谈判没有进展，就应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我们的目标，是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自治，仿如我们以前在新加坡的做法。”

在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如火如荼的年代，日不落帝国不断丧城失地，但通过对民族、政治体制、领土主权、宗教认同的精心分割设计（divide and rule），英国在很多殖民都做到了培养亲英代理人，扶植英资买办，攫取经济命脉，通过NGO、立法机构肢解行政权，通过英式体制、赴英国受训控制纪律部队，牢牢掌握实际治权的“退而不撤”。现在的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印度对中国藏南的“主权声索”，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塞浦路斯岛上土耳其族与希腊族的世仇等等，都是“日不落”的“杰作”。

尤德和卫奕信任内，港英政府对基建、投资就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1989年，港英政府公布玫瑰园计划，准备花掉香港所有的财政储备修建新机场和配套的铁路等设施。这让第一次建设特别行政区的中国政府颇为紧张，但真正为香港写入“退而不撤”程序的，是末代港督彭定康。

彭定康作为最后一任港督，确实是个称职的现代殖民地领主。用亲民公关、扶植代理、分散权力的套餐，有效执行了英廷的计划，给特区新政留下了诸多隐患。

1992年6月19日，彭定康出任港督前20天，英国上议院摩斯会议厅举办了一场题为“香港未来”的研讨会。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侯威尔在题为“英国与香港：外交政策目标”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整个世界的情势在1989年发生了根本改变，因此英国统治下香港的局势也应随之发生变化：

“我认为我们需要将1984年所有的措辞加以修正……香港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与周围其他地区人民有十分密切文化关系的国家。它有自己的见识和声音并有权利表达，也有权利让自己的命运不任人摆布。”

这段演讲再清晰不过地预示着，“冷战”后彭定康主政下的香港在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意义就是把香港理解为“国家”，通过民主化政制改革，将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或在中国内部培植出反对和分裂势力。

20天之后，7月9日，彭定康携带家人抵达香港皇后码头。这是港英政府专为殖民地官员建造的码头，经历了历任港督的上任和离任，也见证过1975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到访。

和过往港督上任一样，香港的社会贤达要到皇后码头列队欢迎自己的“主人”。然而，让港人惊讶的是，这位末代港督一改殖民地传统，没有佩戴饰有羽毛的帽子、肩章、佩剑这些象征帝国荣耀威严的符号，只是身着便服、一脸微笑轻松地与市民们招手。

正当香港人对港督的出场方式议论纷纷时，上任第二天的彭定康就以亲民姿态，坐地铁，挤人群，搭火车，走山路，逛“女人街”，在街头小店喝茶，接近市民。整个香港轰动了，香港一百多年历史上，第一次有港督像普通人一样走进市民中间。

经过选举训练的彭定康，不仅善于用幽默的语言吸引市民，还善于使用身体语言，使自己举手投足都成为媒体捕捉的对象。他还特意把就职典礼放在总督府后花园，并召开记者会，通过传媒传播施政理念。香港的传媒、民众在系统的公关攻势下，对英国“皇家风范”的崇拜和对彭定康“亲民港督”的好感急速升温。

“肥彭”通过亲民公关迅速打开局面之后，使出了第二招，扶植代理。

彭定康利用对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的任命权，在掌权后不久迅速将进入港英体制的工商精英全数赶走，因为随着内地经济腾飞，难保工商界不会见利忘“义”。彭定康重新安插了一批对帝国更加崇拜，在经济方面与内地来往更少的政务官、政客。并将他们摆在了殖民地体系的重要位置，这批人也就是后来的“泛民主派”。

1994年，彭定康与时任布政司，后来的乱港祸首之一陈方安生谈笑风生

有了人事和社会舆论的铺垫，彭定康推出了他的第三招，意在肢解特区政府治权的“政改方案”：通过民主普选把香港基本法中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改变为立法主导。

英国人很清楚，港督不是选举产生的，香港回归之后的行政长官自然没有直选的基础，而且中央政府也不会很快放手让行政长官直选。但港英政府可以推动立法局直选，让他们所扶持的代理人名正言顺地通过选举进入立法局，攫取特区的管治权。

此时，香港已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被英美西方世界选作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较量的试验场，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彭定康本人及其政改方案的民意支持度越高，他与中国进行政治赌博的筹码就越大，由此造成香港内部的社会分化越大，香港与内地的离心程度也就越大。

1992年10月7日，上任不到三个月的彭定康在做足了民意铺垫之后，一改港英政府发表《绿皮书》和《白皮书》进行公众咨询的惯例，在其“施政报告”中直接提出了政改方案。内容包括四方面：

一、改革立法与行政关系。彻底取消港英政治体制中强化行政主导的“双重委任”（即立法局议员担任行政局议员），行政与立法彻底分家，其目的是强化立法局主导的“代议政制”，以发挥政党的作用。

二、改革选举制度。将选民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采取有利于“民主派”的“单议席单票制”；改革功能组别，除了取消原有功能界别的团体票，在新设立的九个功能界别中，实现所有从业人员每人一票，从而将功能界别的选民基础由原来的近20万人扩大到270多万人，新设立的九个功能议席基本上相当于直选。

三、改革地区组织。将区议会从地区咨询组织改为负有一定管理职能的组织，扩大其职权，同时区议会取消委任议员，全部区议员由直选产生。

四、改革选举委员会，将全部或大部分直选区议员纳入选举委员会。

政改方案的根本方向是推动代议政制，扩大立法会议员的直选成分。

1992年10月，彭定康于立法局发表政改方案

紧接着，1993年2月，彭定康在立法局内成立了与政府各部门相对应的委员会，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增加立法局对政府的制衡作用。同时，英廷还修改了《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有关条款，取消了总督任立法局主席的做法，由立法局议员互选产生立法局正副主席。

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是将立法会由隶属行政的民意咨询机构，变成能够钳制行政权独立机构，也是后来中英在“三权分立存在与否”上进行激烈博弈的原因。

同时，彭定康还对政府的运作架构进行改革，肢解、削弱行政权，推进政府部门公司化、独立化，使政府部门变成了吃政府皇粮，端政府铁饭碗，但不对政府负责的承包商。房屋委员会、广播事务管理局、医院管理局，都是在这种背景下设立，并且从设立开始就有对应的工会组织，由港英中意的人主导，甚至对领导机构的梯队进行了长期准备。后来陆续成立金融管理局、将临时机场管理委员会改组为机场管理局，将央行、航空两个重要公共职能变成了独立王国。人为制造利益集团。

英国政府的目的并不是让北京接受它的方案，而是要让香港人相信它的想象，政治大饼画得越大，香港人期望越高，北京的被迫反弹就会越强烈，回归之后北京和香港裂痕就越深。 这样一来便会造成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统治的香港，培养出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主权，甚至挑战中央主权的香港精英阶层，香港和北京将都不得不接受英国超然的“居中”角色。

这就是彭定康和英国政府撤离最后殖民地的最后使命，也是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以来西方世界发起和平演变的政治使命。为此，彭定康开足马力进行鼓动，在发表施政报告的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向香港市民推销政改方案的工作。一连三天通过电视、问答、记者会等进行密集信息轰炸，彭定康利用个人魅力，将政改方案深深植入对他充满幻想的香港市民的心中。

彭定康在1993年10月发表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中强调：

英国政府的目的不是建立机制、制度和达成协议，而是要把“自由的思想”植根于港人心间，使港人“坚持正确的路向”、“紧抱信念”。

殖民者偷换概念，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阶级矛盾，转化为了祖国与香港的意识形态矛盾。

在英国人步步为营的阴谋中，香港输掉了真正的民主，回归后不仅按照《基本法》规定修改了功能界别选举，而且立法会普选要到20年以后才可以进行。而中央则输掉了好不容易在香港建立起来的权威、信誉和信任。中共不在香港公开活动更成为规矩，所有中资机构的党员连党内生活都要回深圳进行，连中联办对党员的称呼也不得不以地下党式的“老A”代替。

同样经历过大英帝国撤退安排的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曾明白无误地告诫香港人：“英国政府预备把英国在香港及中国的利益作赌注。香港只是棋盘上的一只棋子，英国在香港搞民主立法，实际上是国际上大国的阴谋。”

培养香港主体意识，引入代议制等，已经达到了让香港人认为应该自己统治自己的目的，对历史教育、国民教育、国语教育的刻意忽视助长了虚无主义的发展，加上新生香港人坐享经济起飞的成果，不掌握核心竞争力也能靠倒卖货物或者经验享受高薪厚职俯视内地的惯性，和内地经济迅速起飞带来的消费习惯改变，英国退居幕后专攻体制漏洞，美国走向前台，操纵木偶搅扰香港牵制内地的新角力形势，让矛盾付出水面。随着香港人新老更替，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回归后前后的一团和气很快消散，英国、美国留下的钟种隐患开始显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