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部配合下，港英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宣传委员会，并在英国成立了“香港心战室”（Hong Kong Working Group），专门负责舆论宣传，通过政府文件、媒体采访、新闻报道，采用焦点放大等手法系统地将这场反抗运动描述为“暴乱”和“恐怖主义”。而港英政府镇压“暴乱”的主要对象也是左派报纸和学校，从而彻底剥夺左派的话语权，将“左派”、“中国”、“文化大革命”、“古拉格群岛”和“共产主义恐怖政治”等等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恐怖的政治图景，制造出恐怖的心理效果。

港英政府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了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大陆”、“社会主义”的极度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与内地逃往香港的国民党达官显贵、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应，使得“恐共”、“仇共”成为香港社会的基本民情。

再加上港英政府采取“行政吸纳政治”策略，成功地团结了上层华人精英，香港社会形成了对内地的排斥心理，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更增添了对内地的优越意识，不愿意香港回归。这成为今天困扰香港政治的深层原因，港英政府蓄意设计的社会撕裂，到今天仍然如伤口一般使中国不断失血，政治部在其中的爪牙角色，也注定了它的结局不会光明。

后来发展至1980年代，政治部包括文职人员在内有3000多名人员，架构也逐步完整，当时香港人口不过506万。“反共”成为政治部第一要务，彼时在香港只要是与公职有所瓜葛的职务，就任前都要通过政治部的“品格审查”。出身“左校”，与内地联系多，或者是表露过左倾言论的人，不可能走通警校、政务官、政府雇员等发展路线，左派的话语权、生存权、发展权受到了系统性歧视和剥夺。

鼎盛时期的政治部首长由6名宪委级官员（一名警务处副处长、一名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一名警务处助理处长和三名总警司）组成，1990年前分为行政、支援及行动三大部门，辖下再分A至H共八个小组，负责内部保安、保护特工、政治审查、由政府部门、工会、社团、街坊会、学校到社会各阶层组织的调查、反间谍及情报收集等。

1991年，政治部的A至H组八个小组编制改为S组及G组两大组别。负责行政及支援的A、B、C、G组改为G1、G2、G3，主要负责审查工作，而原有做情报评估的C组剔除政治部，改纳入警队，不再涉及国安工作。最敏感的行动部D、E、F、H组改组为S组，主要对外国特工、本地间谍、政治组织、压力团体及反恐怖活动进行侦查及监控。

改组后的S及G组的政治组人员是重新招聘，规定最多四年要调离，以免在1991年至1993年改组的缓冲期间，新的政治部人员认识旧人员，如此逐步换血，到1995年政治部解散时的最后一批“新仔”，已不认识旧有政治部人员。

这个换血行动代号“弃船”，由最后一名政治部处长方普负责。到1995年政治部解散，只剩下了约1000名S组及G组人员纳入警队保安科，工作范围已不再涉及国安。英国人1947年撤离印度时就曾经玩过这一套，通过人员换血和资料保密，不留任何情报资源给印度新政府，导致印度独立后长期陷于分离主义和宗教冲突当中不知该从何下手。香港在回归之后国安工作无法可依，无权可用，无案可查，各路人马在香江“各显神通”，也跟英国人的刻意安排脱不开关系。

回归之后，政治部虽然名义上已经解散，服务过政治部的华人哪怕没有去英国，也已经全部退休，而且特区政府也没有继承相关功能的政府部门和人员编制。但实际上，政治部的作用并没有消失。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出政治部的影子之一——香港廉政公署（ICAC）。其实在70年代开始，为了更有效地管理香港，改善因为贪污成风而越来越糟糕的社会风气，挽回因葛柏案几乎丧尽的民心，同时遏制警队因为过度贪腐而逐渐失控的苗头（当时香港警队号称“钱能买到的最好的纪律部队”），时任港督麦理浩与英廷几经考虑，决定成立由港督指挥，直接打击贪污的专员公署，也就是后来的ICAC。

香港廉政公署总部（图源：香港中通社）

ICAC的第一任专员姬达（Jack Cater），第一任行动处长彭定国（John Vincent Prendergast）都是英国军事情报局5处（MI5）的“殖民地专家”。姬达在二战期间是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在欧洲战场屡立奇功；彭定国则是老牌殖民地警察，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黄金海岸、肯尼亚、塞浦路斯等地都曾经服役，镇压过肯尼亚茅茅起义、塞浦路斯EOKA武装分子。在任职ICAC之前，彭定国曾出任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掌管政治部，一手查办过曾昭科案。也就是说从ICAC成立开始，就和英国军情局、港英政治部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政治部解散后，由于历史渊源和其他考虑，不少政治部人员受命进入香港的银行、社会组织（如马会）和公职部门，由于港英政府保密工作到位，不仅到底有多少人以什么形式进入哪些部门无从得知，就连解散前政治部的准确架构和人员名单，也是一点风声都没露。但ICAC是香港最具实权，道德优势最强的机构，有“香港最锋利的剑”之称，显然有着特殊的作用和价值，随着回归之后政治形势的变化，ICAC在反腐之外的角色也越来越“突出”。

2012年麦齐光案、2013年汤显明案、2017年曾荫权案，是廉署查办的三件与政府有关的创纪录大案。麦齐光被廉署调查被迫辞职，创下了港府局长级高官上任12天就辞职的纪录。汤显明被调查时刚卸任廉政专员不久，是第一位被廉政公署调查的自家前“一把手”。曾荫权则是第一位被ICAC调查的前特首，此案甚至解开了“直接向港督/特首汇报的ICAC有无权力调查港督/特首”这一宪制难题。围绕三件案件也产生了不少疑团。

麦齐光是资深工程师，1979年加入政府，从助理工程师一路成长，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与香港本地的铁路有关。2012年获时任特首梁振英提名，经过中央批准正式担任发展局长后，廉政公署以他上世纪80年代曾骗领政府房屋津贴为案由将他拘捕，最终被判6项罪名成立，监禁8个月，缓期两年执行。

汤显明1992年进入政务体系，曾担任保安局秘书长、香港海关关长、廉政专员。被廉政公署以公务酬酢、外访、馈赠中均有违规情况为案由进行调查。最后调查以律政司证据不足不做检控收尾。

曾荫权被ICAC调查的原因，是他2010年仍担任特首时没有对利益冲突进行申报，在租赁了商人黄楚标在深圳的物业的同时，批出了数码广播牌照给黄。最后案件三审三结，2017年2月被判监禁20个月，经过两次上诉，直到2019年6月终审法院定谳，撤销了控罪和刑期，相当于为他平反。但其时他已服完刑期。

麦齐光案中，80年代的政府房屋津贴存在制度性漏洞，而ICAC能够将30年前的档案全数拿到，作为呈堂证供成功定罪，时机又选在麦就任之后，一直被认为是政治部“发功”的“代表作”。

汤显明案中，虽然清者自清，但反政府派议员、非政府组织、部分外国媒体通过在立法会、政党活动、媒体报道当中的统筹“安排”，将汤过去所受的来自中央政府的嘉奖统统变为“罪状”，将汤开创的ICAC与中联办等中央驻港机构沟通的先例，变成了汤“受到腐化”的“证明”，成功用“莫须有”谋杀了汤的人格，也成功“警戒”了后来者：不要与北京走近。

调查报告指出，汤显明在任廉政专员期间无视节俭原则，铺张浪费，但未有证据证明汤显明贪污。（图片来源网络）

ICAC在执行层面不受监管，不受干预的特点使得它能够有效地打击腐败，震慑腐败，但实际上调查方向的选定、调查证据的取得等，并非完全是不受人力干预的绝对公正，廉署内部程序过于神秘，也一直是外界诟病之一。

汤显明就曾经表示，他任廉政专员期间曾经有一次与马会一名练马师吃早饭、打高尔夫球，结果当天下午这名练马师就被廉署拘捕，使他非常尴尬，但他询问下属时只是被敷衍了事，最后不了了之。

在2014年非法占中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也没有受到致命打击的情况下，香港反政府党派、政治团体等活动越来越积极，到2019年酿成暴乱，甚至有党团公开宣称要通过选举取得多数席位，合法夺取区议会和立法会控制权。这期间为什么港府官员噤若寒蝉，为什么针对港府官员的“起底”“爆料”总是非常准确，耐人寻味。

国安法落地，既是雷霆万钧，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仅仅ICAC被推回到了专注于反腐的位置，彻底断了借反腐干预政治、组织猎巫的触角，即使真有ICAC职员想要投靠英国，也要比以前多考虑考虑自己的脑袋。类似的公职部门还有区议会，一年拿过百万政府津贴却以反政府为工作内容的“区议员”被打回了居委会的原型，圈定在服务邻里、改善社区的职能中（区议会的设立和定名本身，就是彭定康有意为之），其他猢狲散的组织更是不胜枚举。

随着《反外国制裁法》落地，“等交作业”的心态不宜再有，跟进反制不受欢迎组织，推动反击外国制裁的本地立法是应有之义。坐等中央收拾局面显然是为官避事，港府宜更多地从“治”的角度考虑“港”，而不是从“港”的角度考虑“治”，才算是不辜负“港人治港”的初心。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