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宾馆，差不多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特意选择和家属坐在一起，正好认识一下他们，也能观察一下他们。这桌一起坐的是C夫妇的家属和D先生的家属，向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说了几句之后，明显可以看出C夫妇的大弟弟和D先生的女婿属于活跃分子。C家的大弟弟说要找到遗体之后，自己把遗体背回老家，不行的话就去跳江。他问你这个心理医生知道了会怎么做呢，我说我会稳住你，但是也会告诉警察的。这话正好被政府人员听到了，他立马说要就陪你一起去江边，直到你回心转意为止。然后对我说，有这种情况就要这么做。我想，这种承诺并不是心理医生可以直接说的，因为他的这句话只是一种姿态，是要求政府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并不是情绪波动已经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他现在还是处在希望能为自己的家人做一些什么的阶段，而我什么政策也没法给他，和他现在的需求没有匹配度，他之所以先问我，无非就是想试探我到底和政府人员是不是同一口径的，想知道我到底可能做到些什么。那么这时要接招的是政府人员，对我来说，还是先冷眼旁观，设置行为底线就好。

继续吃饭、聊天，D家的女婿一边喝酒一边不停地讲话，他说自己原先觉得十天左右就能回去，现在看这个搜救情况，一个月可能都回不去。又讲到了补偿的问题，说了一些在网上查到的资料，又拿出当年动车的事故作为例子，明显他对补偿的预期不低。接着再讲自己的家庭有多少的困难等等。后来另一桌的家属吃完了，他们经过我们这里，D家女婿说，自己现在最担心自己老丈人找不到怎么办，因为他丈人是单独的一个，不是成双成对出来的，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一起回去，先找到的人要等着后找到的，就算一两个月也要等，大家都说，那是应该的。最后他讲想要和C家的大弟弟去江边看一看，就算政府人员不同意，他们也要去。我觉得他们对政府人员并不太信任，抱有戒心。

吃完饭之后，我就和一个社区工作人员陪着他们两个人在街上走，他们先去银行办了点事，然后就要搭车去江边，我们劝他们不要去，现在江边已经封锁了，去了也看不到现场，如果和武警起了冲突就不好了。不过他们执意要去，拦了一辆黄丝带的车就走了。社区人员打了电话和上级联系了一下，就准备打车去找他们，我想想宾馆还有很多家属，还是不和他一起去了。回到宾馆，就有工作人员找我问刚才具体是什么情况，还说下次这种情况应该第一时间跟着一起去。我想，其实当时有社区人员在，而且他和那两个家属平时也是熟识的，那种情况下，我肯定是看他怎么去处理啦，况且医生只有我一个，放着剩下十来个人不管，也不合适吧。再进一步说，既然找了医生来，就是希望有人关注可能出现的医疗状况，如果需要的是稳住家属的人，那直接再找一个社区人员来就好了。家属的心情也能理解，已经过去了将近八十几个小时了，还是什么消息也没有，被找到的人不到四分之一，焦虑、紧张的心情必然是有的，什么也无法去做的无力感也是很严重的，这个时候一味地堵着，而不去疏导，肯定是不行的。不让他们做这件事情，也许他们就会找点别的事情来做，甚至去找点麻烦出来。

我知道，工作人员毕竟有自己的立场，担心家属进入禁区，自己被批评，处罚等，但是还是不应该让我按照他说的去做，毕竟作为医生我的立场和他也不一样。按我的想法，在这里我要做到的还是及时发现有躯体不适和情绪异常波动的家属，然后去处理好，如果我和政府人员靠得太近，家属怎么可能放下戒备来告诉我自己的想法呢，政策和家属的心理需求发生冲突而造成情绪波动的时候，我要如何去疏导呢？所以，要和政府人员保持好距离，差不多在政府人员和家属的中间好了。

接着到各个家属的房间里去看了一下，也先熟悉他们一下吧。他们基本上在休息或者看着新闻，新闻里重复地播放着已经播放过的信息。简要地和他们介绍了一下自己，并说明有什么不舒服的、情绪问题随时告知我，不过他们看上去并不太愿意讲讲自己现在的状态。慢慢来吧，最低目标保持接触，随时发现问题。

差不多到了4点，那两个家属回来了，他们说黄丝带的出租车把他们带到离江边一段距离就不再进去了，告诉他们这里离江边还有几里路。于是他们步行进去，看到一个被围栏挡起来的地方，有一个老太太在看着，老太太说没法给他们开门过去，要过去就自己翻过去吧，也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他们翻进去之后，完全没有道路，地上非常泥泞，走着走着D家女婿就跟不上C家大弟弟的脚步了，原来这个老先生当过侦察兵，腿脚比较好。走了一会儿，实在没法再进去了，再加上里面还有封锁线，他们就回来了。这样知难而退也好，他们应该不会再无组织地跑过去看了。

吃完晚饭，在大厅里待了一会儿，看到船体已经被扶正了，不知道明天遇难者的搜寻会有什么进展。一晚无事，便回到自己住的宾馆去了。

6月6日

早起依旧是先看新闻，搜寻的进展不算大，还有一半多的遗体没有找到，洗漱完毕去家属的驻地。早饭依旧是面，监利本地的工作人员还专门买来包子馒头给吃不惯面的家属吃。

早晨先开会，现在统一规定，采访的单位仅限于国家级和省级媒体，任何人都不能擅自接受采访，更不能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前几天的祈福活动之所以临时通知取消，就因为是境外媒体组织的。4号早上，他们还煽动南京的家属到副总理驻地去集会了。所以现在所有人都不能和境外媒体的人接触。想到4号那天早上的央视的新闻里还出现了采访我们区家属的画面，不过他们连家属的姓都搞错了，不由得让人觉得新闻的公信力令人怀疑，只为了第一时间完成工作任务，却疏于核实新闻的真实性。又比如2号的时候，事故还没有开始正式的调查，网上就出现所谓的专家分析，说这个江段非常危险，一定会发生事故，非常怀疑这些人的目的，没有到现场勘查，没有调查船只，就说一定会怎么样，真的是非常不负责任。

到了9点左右，由医疗组组长到我们宾馆来讲讲家属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很多都是一些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他特别提到家属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和父母平日里感情比较深的，他们在遗体找到之后到火化这段时间情绪波动比较大，到了之后赔偿的阶段，反而对于钱看得比较淡，人都没有了，还要钱干什么呢；第二类是没什么感情的，这种人前面阶段比较稳定，到了赔偿阶段就比较激动，要求的赔偿数额比较大；第三类比较有心计，一开始用情绪作铺垫，到了最后再提出高的要求。还有一般而言将家属们分隔开来比较好，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他们的负面情绪和一些猜疑的想法相互传染，不利于工作的进行。不过这些是没法做到的，一到这里家属就已经被安排住在一起了。

开完会，去看看家属，家属们都不太愿意主动透露自己的情绪状态，不过观察下来我也大致有点数了，和某家的女婿聊了一会儿，又教了一个胸闷的家属一些放松的方法。安慰自己做不了核心的工作就从表面的做起吧。接着到大厅里待命，顺便听着监利本地的工作人员聊聊天。本地工作人员有专门负责每天三餐安排的，有专门负责协助我们区工作组工作的，还有几个林业局的林业警察负责解决随时可能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出行问题。

他们告诉我监利县是农业大县也是革命老区，当年的洪湖赤卫队所在的根据地也包括监利，监利所属的荆州市本来是很大的一个地级市，后来划分出了部分地区成立了荆门市，现在的荆州市已经比以前小了很多。监利最初是盐业贸易的场所，后来孙权为了收取盐税，就在这个地方设卡，取名监利，意为监察盐业的利润，这样算起来也有近1800年的历史了。碰巧我的家乡则是以制盐而命名的，让我觉得对于监利又更亲近了一些。

接着讲到语言的问题，他们说你们X市来的人有什么不想让他们知道的话就用方言来讲。其实我知道这并不是排斥他们，也不是有些事情不想让他们知道。作为外地人我清楚地知道X市人日常就是这样的，只要两个本地人在一起他们就会自然地讲起方言，平日里这也经常提醒我身处异乡。比如我们社区医院开会，虽然医院里也有一些外地人，但是院长还是讲方言。按理说既然是开会，那当然还是希望所有人能认真听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讲方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使现在外地人已经很多了。不过外地人虽然多，但很少会进入到事业单外或机关工作，他们要么从事一些低端的体力劳动，要么就是在私营企业中，所以在政府及事业单位方言还是大行其道。据说已经落马的X市某任市委书记曾经为方言一事而震怒，命令市政府人员不得讲方言。

然后又谈到了工资的问题，X市的公务员每年大概有十万以上的收入，而监利当地差不多级别的公务员只有4-5万左右，跟我这个刚工作一年，读了许多年医学院的社区医生差不多吧。不过第一年没有绩效奖金的我，只能拿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心中无语凝噎。监利县城物价和我们这个东部城市比并不低多少，所以这些工资显得还是挺低的，最近这次公务员涨工资对他们来说也算是及时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