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诸多措施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首先，规定考官及地方长官的子弟、亲戚乃至门客应试，朝廷另择考官、另辟考场，称“别头试”。不是科举出身的现任官员参加贡举考试，也另辟考场，称“锁厅试”。其次，实行锁院制度，考官自受命至放榜一直锁宿于试院，解试、省试、殿试莫不如此，以防请托或考官泄漏考题。此外又规定考场中座位不得随意移易，所有考试在白天完成，不得夜间举烛应试，严禁挟书、传递纸条、请人代考等作弊行为。

宋代也有一系列措施保证评卷的公平合理。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明令废除唐代盛行的“公荐”“公卷”行为，以考试优劣作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自宋太宗淳化三年（992）陆续推行封弥与誊录制度。封弥又称糊名，指试卷评定时应举者姓名、年龄、三代、籍贯等信息必须密封。誊录指阅卷时试卷由专人重新誊抄，阅卷官只见誊录本，无法辨认考生笔迹。

殿试评定后，即举行唱名赐第仪式，皇帝亲临崇政殿或集英殿，殿试官、省试官及宰臣、馆职等入殿侍立，举人候于殿门外。然后依次传唱举人姓名，中举者接受皇帝赐予的科举等第。唱名又称传胪，仪式十分隆重，杨万里有诗云：“殿上胪传第一声，殿前拭目万人惊。名登龙虎黄金榜，人在烟霄白玉京。”真宗朝开始，唱名赐第之日，进士释褐，赐绿袍、笏，以示中举者脱离平民阶层，步入仕途。

唐代科举及第只取得仕宦资格，须再经吏部选官考试才予授官。宋代贡举登科一般直接授予官职，太祖朝初授官职甚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以后授官优渥，太宗至仁宗朝第一甲进士往往直接出任通判或知县。进士高等往往迅速升迁，如吕蒙正于太平兴国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6年后任参知政事，11年后拜相。宋朝又有特奏名，比如举人年五十以上，参加省试5举以上，即使省试黜落，也可参加殿试，特赐出身，据统计宋代特奏名占所有取士数的45%。

范仲淹  《清平乐》剧照

二、新型士人的成长

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众多。两宋时期，约有10余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落第者自然更多，按乡试20%、省试10%录取率，以及平均每人一生参加科举5次计算，应该有数百万人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

科举首先是皇帝选拔官员的制度，皇帝利诱士人为其服务。“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宋代社会流传的这首劝学诗，甚至被认为出自宋真宗赵恒之手。

除了选拔人才充实官僚队伍，加强社会控制、消除政治异己力量也是皇帝大兴科举的重要考量，宋人认为“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特奏名制度更让“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燕翼诒谋录》卷一），科举考试消磨意志、钳制思想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现。

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固然代表宋代社会精英群体，他们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与应用技术方面的优秀人才，但很多士人科举入仕的动机是追求富贵。比如北宋的宋祁入仕后纵情奢侈，兄长宋庠提醒他莫忘当年咸菜下饭（虀饭）的艰苦生活，他反问当年吃咸菜不就是为了今天的享乐吗？文天祥指出父兄师友所以劝学，“利而已矣”。

科举入仕，本质上是皇帝以高官厚禄来换取士人的效忠。士人进入官场，由于个人动机与修养的不同，官场作风也有区别。有些人忠勇刚毅，如寇准在澶渊之战要求赵恒亲征，甚至不同意与辽议和。有些人循默懦弱，如王旦对赵恒封禅本有异议，赵恒送给他一坛珍珠后便开始附和。有些人崇尚权术，逞才弄巧，如丁谓为赵恒封禅、崇道尽施才计，为谋权位攀附刘娥、勾结宦官，结果身败名裂。

然而，士人并非只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科举士人必须掌握儒家经典。儒士讲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经世治国为志向。五代时期儒士无缘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愿同流合污，往往归隐山林，隐士、僧道竟成为儒学传承的重要力量。

宋初三朝，科举士人多功利之徒，但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出现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志于古道，以名节自励，以天下为己任，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近思录拾遗》，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6页）的恢宏理想与高远人格。在这种儒家自觉精神的激励下，才会出现王安石以“回向三代”为号召的变法运动，以及朱熹以“正心诚意”为根基的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这正是后人所谓的宋儒精神，或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