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阿蒙】

毛泽东说：“农民的性格有两方面。一是黑暗的，如自私自利、愚蠢守旧等，鲁迅的《阿Ｑ正传》，就是专写那黑暗面的作品。一是光明的，如急公好义、勇敢牺牲等。他们一身就具备了这两种矛盾的性格。政治的作用，便在发动他们这光明面的积极性，逐渐克服他们的黑暗面，实现民主的政治。”（1）儿童是一张白纸，成人由于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价值观，教育的难度比儿童大得多。

边区建立前的农民

“农民生活在狭小的天地里，终年为自己的生活而挣扎，每天能有几个窝窝头充饥就不错了，枯守着田园土地，对政治淡漠起来，这是很自然的”。八路刚到河北平山县的时候“农民还穿着明朝时代的服饰，直到民国十八年才知道天下已经变成‘民国’了。”

“河北平山和山西盂县交界的一个山村，仅有十来户人家。据村里的老年人讲，在抗战前他们从不曾见过什么‘官’和‘兵’，那真可算是一个‘世外桃源’。”但平山人不乏保卫自己家园的勇气和血性，国军败退路过平山还想像以往那样顺手牵羊，结果整连被平山老百姓活埋。就是八爷刚到时也跟平山老百姓交过火，民风极为彪悍。

完县一区郭家庄村选大会

晋察冀边区虽然在1938年1月至1939年2月间，进行了普遍的村选、区选。但是参加的村民只占全部人数的40％一50％，冀中区进行普选的村庄占村庄总数的68％。选举出来的政权也并不稳固。“村政权之脆弱无力，不足以适应战斗环境担当战斗任务，在（民国）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敌人围攻中，暴露的最为明显。”问题的根源在于“群众不了解政权和他自身利害的关系，对于参加政权，不感兴趣。”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和山区相互隔离的自然环境，导致农民的民族和国家意识淡漠，他们往往只关心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务，长期以来形成了麻木和狭隘的思想。

文化方面：“冀东、冀中平原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工商业发达，农村教育基础较好，文盲半文盲尚占总人口的80％。冀西、晋西北、雁北、冀南、平西等山区，土地贫瘠，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就更大，学校更少，许多村庄甚至连一个识字的都没有，广大群众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

有报道称：“文盲在晋察冀边区，多少年以来，都是占着90％以上的绝对多数。边区的人民，连小学教育的程度，都很少人享受过。”“在阜平、灵丘、黎城、武安等县的荒僻山沟里，一连几个村庄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写一张文契、一封书信，要跑到一二十里外头去求人。封建迷信也特别严重，巫婆神汉很多。”在山西的五台县，“愚昧和无知笼罩住农村，人们过着农奴生活，一村有一个识字的人，便象是有了一位圣人。”

1945年8月反攻后天津西郊王庆沱农民庆祝减租减息

八路到了号召地主“减租、减息”。冀东迁安县地主石振东对佃户说：“照政府三七五减租规定，去年一亩地租一百元，和现在粮价五元一斤小米，才二十斤，我的地一亩地产米一百二十斤，租额不到三七五，你还得倒找我钱哩！”因为没有文化有些农民绕不过这弯，觉得“地主老爷”说的在理，趁着晚上悄悄的将减下的租子给地主送回去。

他不知道人家“石大善人”算盘扒拉的精着呢—人家玩的上打租，拿今年的粮价算你去年的租子，去年粮价两块！由于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农村基层权力由士绅把持，农民长期以来形成依赖、盲从、麻木；在残酷的封建思想压迫下农民怯懦和保守，不敢主动争取自己的权力。闹灾荒农民吃树叶还要和“地主老爷”商量，期待“大善人”发善心。

在边区建立几年后晋东北的农民在大会中发表意见，“还要先请问一声，讲错话要不要罚钱？”因为他们过去讲错一句话是要被罚钱的！地主说：“如果不是我这地养活，你能有今天？你还要减租子？天地良心放在哪里去了？”农民感觉是这个理，偷着给地主送租子的情况不在少数。

还有的地主说：“你们说减租、减息，八路走了国军回来了看你们怎么办？”实际上“二五减租”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这一切都必须要发动社会教育，对群众加以教育才能解决—向群众学习、教育群众、领导群众。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但在实质上又是农民战争。”

不对农民进行教育，不让一群不知道国家、民族为何物的农民知道为何而战，是不能赢得抗战的胜利的。

冬学教育

1938年7月7日晋察冀群众团体青抗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纪念抗战一周年

抗战前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县，平均每人只有一亩七分地，在地主的压迫下常年以杨树叶、大枣、谷糠为食，“白毛女”的故事就是从这一带传播开来的。边区成立后，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农民纷纷加入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等群众组织。

八路来到边区之前，华北农村农民就有进行冬学教育的习俗，也有组织对农民进行过贫民教育，如晏阳初发起的平民教育会等。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和组织比得上中国共产党在半个世纪前在华北农村发动的冬学教育，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1938年1月边区大会后出台《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文化教育决议案》确立了边区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是：“一、发挥高度的民族精神，加强抗战力量。⋯⋯五、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并增进他们的健康。”提出：“成人教育优于儿童教育”，因为“农村中的成人，是目前紧张的战争与生产任务的首要担负者，他们的教育不免有种种困难但他们提高一步，战争和生产即可提高一步，正如立竿见影。”

八路军干部在冬学为农民讲课

1938年9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的扫除文盲办法中指出：“抗战时期，因为很多男女青年成人不识字的缘故，致使宣传工作、政治工作、动员工作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不只是目前的欠缺，而且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极大障碍。所以扫除文盲，给他们以生活中必要的书写阅读能力和政治认识，是抗战建国工作中紧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