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麟外交”：明朝天下/国家的意义

“外交”一词在中国古代就有对外交往的涵义，如指人臣与外国私相交往、勾结。《春秋穀梁传·隐公元年》：“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范宁集释注：“天子畿内大夫有采地谓之寰内诸侯。”《礼记·郊特牲》：“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郑玄注：“私觌是外交也。” 《韩非子·有度》：“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王先慎集释：“与谓党与也。”不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历代王朝都不承认有对等交往的国家，亦无独立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官署。其实西方也是从1648年《威西发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以后，一统帝国的理想在欧洲完全破灭，各国主权平等的理论盛行，各国才依次建立起外交部这一组织。现代“外交”一词译自英语“Diplomacy”，与内政相对，指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涉，是一个国家、城市或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上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建立能够满足彼此需求的关系，如互派使节、进行谈判和会谈。一般来说，外交是国家之间通过外交官就和平、文化、经济、贸易或战争等问题进行协商的过程体系。今词义见于1693年赖布列所使用的“Diplomaticus”及1726年杜蒙所使用的“Diplomatigus”，指外交文件，1796年柏克尔正式使用“Diplomacy”，成为今天“外交”一词的起源。

动物外交曾经是政权与政权之间沟通的重要手段，奇异动物在古代世界就是国与国之间象征联盟、屈服或和平条约的礼物。早在公元前86年恺撒凯旋之时，带着上万埃及俘虏和各色珍奇宝物回到罗马，人们惊奇地看着一座塔在移动，这座塔就是长颈鹿。这头动物后来放进罗马斗兽场，被狮子咬得粉碎，西罗马帝国也随着恺撒的被刺杀而灭亡了。但长颈鹿作为外交礼品仍在亚非欧之间流动着。在永乐十二年(1414)榜葛剌国新国王赛勿丁首次“贡麒麟”的24年后，英宗正统三年(1438)榜葛剌再次“贡麒麟”，不产长颈鹿的南亚榜葛剌为何能屡屡进贡长颈鹿呢？史学研究者认为，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海上贸易有关。在大航海时代之前，阿拉伯人控制了东西方海上贸易，他们的单桅三角帆帆船除了载运一般货物，还将阿拉伯半岛和索马里的马匹输往印度，甚至将缅甸和斯里兰卡的大象运往印度。单桅三角帆帆船既然能够载运马匹和大象，阿拉伯人把长颈鹿从其部分占据的东非载运到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榜葛剌当然不成问题。榜葛剌国王赛勿丁所献的这头长颈鹿，是埃及、叙利亚地区外族奴隶建立的伊斯兰教政权马木鲁克王朝(SulalaMamalik，1250—1517，亦译“马慕禄克王朝”或“马穆鲁克王朝”)苏丹巴斯拜送给赛勿丁的礼物，而之所以要送这份礼物，是为了求助。14世纪，马穆鲁克王朝内部腐败，战斗方式相对落后，由此渐渐衰落，而此时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开始不断对马穆鲁克人发起攻击。在这种情势下，马穆鲁克苏丹不得已开展“长颈鹿外交”，除了派出使节赴帖木儿“贡麒麟”外，也向部分东方国家如榜葛剌赠送长颈鹿，因为该国气候炎热，适合非洲动物的生长；1486年埃及人的布尔吉·苏丹·阿什卡特巴(Burji Sultan Ashraf Qaitbay)也送给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主人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一头长颈鹿，这是意大利人时隔一千多年后在看见来自东方的丁香、肉桂和瓷器的同时，见到了来自非洲的长颈鹿。长颈鹿一登陆欧洲就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法国皇后安妮也想获得这头长颈鹿，但被洛伦佐·美第奇拒绝了。美第奇为这头长颈鹿举办了盛大的游行庆典，让长颈鹿走过长长的街道，它的头几乎与周围建筑上的塔楼一样高。一位名为安东尼奥·科斯坦佐(Antonio Costanzo)的诗人写道：它对着每一位探出窗外的人昂着头，那是在至少十一尺高的地方，人们觉得自己在看一座移动的塔，它面对人群宁静之极，它在享受目光。佛罗伦萨人颇感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城邦地位的重要性已经足以影响地域的政治局势。

在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政治谱系存在着两条不同的线索，即天下/国家两个系统，广义的天下观支配着中国朝野都坚持的天朝中心主义，所谓的天下意识和华夷观念也成为政治上普遍王权的理论基础；另一条线索是来自分封制的诸侯国，是一个有限王权的世界，因此，在中国的外交传统中存在着二重结构。这也是“外国”这一概念首见于《汉书》，并在《旧五代史》中列出《外国传》的基础，10世纪左右，随着宋人海洋意识的增强，于是有了将中国之外的国家不再简单地归为“藩属”的观念，这也是后来明朝官方对外政策指导理念的来源之一。明朝能够顺利地与西亚东非等非藩属国家打交道，正是缘于天下/国家两个系统广义的天下观念。明太祖的外交观念不是建立在广义的天下观上，而是建立在国家观上，体现了明朝明显的疆界意识和从传统普遍王权的帝国“天下”逐步走向有限王权的“国家”之转变征兆。明太祖正是基于有限王权的认识，明确意识到在中国之外，有着无数稳定的独立国家，因此决定不再将外国视为中国的领土可以随意征伐，并多次表示不干预外国的内部事务，愿意与外国在朝贡的名义下，形成中国与外国使节交往的国际关系。明成祖永乐帝就曾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亚帖木儿帝国的皇帝沙哈鲁·伯哈德打过交道。

永乐时期的“麒麟外交”，是这一天朝中心主义支配下的天下/国家外交思想的外化。“贡麒麟”之所谓“贡”即由下献上，“贡物”一般是进献给中国皇帝的物品。同时这是一个意义模糊的词汇，“贡”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从皇帝向周边外族正常收取的税收，到藩属进献的物品，即使那些并不承认中国皇权的远国统治者呈送的外交礼品，甚至使团在域外购买的物品，如长颈鹿和狮子，亦可以在中国官方文献和民间文献中作为贡品来书写。郑和下西洋的第四、五、六这三次都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进一步督促南洋和非洲诸国进行“麒麟贡”，如果沿途西洋各国无意上贡长颈鹿，那就得自行购买这一“贡物”，七次“麒麟贡”中，目前可考的至少有两次是通过购买而获得这一奇兽的。可见这一贡物强调的不是其中的经济作用，而是礼仪的功能，即寓意了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周边外族政权是通过这种动物外交来显示自身的合法性，中央政府则是通过来自殊方异兽的新奇贡品，显示自己统治的有效性。其意义表现在“贡者”就是顺者，“不贡者”即抗拒者。生存在中国藩属国之外的忽鲁谟斯、阿丹、天方国，都是不同政治实体的小国，或许它们原本未必要通过贡物来确立自己的统治，但基于自身安全的多重考虑，认识到与明朝政府的“麒麟外交”，可以视为一种灵活的外交策略，将长颈鹿作为一种外交符号，充当自己与中国之间的润滑剂，而明朝政府则以这一形神兼备的活麒麟，作为一种物灵的特殊文化象征，与不少亚非国家寻找彼此共同的利益和文化上的相互契合点。

外交是相对于内政而言，是一个国家以和平手段处理对外事务，制定对外政策，派遣使团解决争端，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一个政权也往往通过外交的成败，来实现对国内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政略实施的有效性。通过明朝“麒麟外交”所履行的一系列邦交礼仪，明政府可以在与周边藩属国统治者之间继续灌输天下意识和华夷观念，“麒麟外交”仪式也有向远夷国家示威并吸引他们加入天朝宗藩朝贡联盟的政治目的。更重要的目的是借助远方诸国的献贡，演示给朝内朝外的本土成员观看，宣示仁君与瑞兽之间的物灵政治，以全方位地确立明朝的中华朝贡体系中心的地位，强化明朝政府统治的政治基础。

郑和下西洋的“寻宝”和亚非诸国“献宝”共同构成了明朝“麒麟外交”的基础，“麒麟外交”之所以能一度成立，是由中国与亚非诸国多因素合力推动而成的。第一，明朝采取了一种开放的面向亚非诸国的胸怀，愿意与不属于藩属国的“远国”结成朝贡的关系。第二，亚非一些“远国”也愿意在朝贡贸易的框架下，利用长颈鹿作为与明朝交往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第三，明朝有利用盛世象征的瑞兽麒麟来巩固王权和塑造正统，建立自身政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