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A股市场久违了翻红一片，市场感叹监管部门及时出手的担当和国家队入市托底的威力。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政府为“股市上涨”提供隐性担保，就此说明A股见底回升有望？

同样地，去年以来，各地放开购房限制，能不能看作政府为“房价必涨”提供的信用担保，代表购房者可以大胆买房？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朱宁教授花了10年思索这一问题，写成了《刚性泡沫：中国经济为何进退两难》（以下简称“《刚性泡沫》”），对房地产、股市、地方债务等中国经济和金融领域，根深蒂固的政府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现象提出预警，因而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近日，借该书增订版发布之际，观察者网对话了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朱宁教授，聚焦为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中国政府与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展开的暗战和撕扯，以及在经济金融领域如何树立起“买者自负，卖者有责”的契约文化精神，助力中国经济和金融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对话/ 观察者网 高艳平】

政府隐性担保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观察者网：您关注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中国特色金融现象，就是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普遍存在的政府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毕竟股市大跌股民证交所门前示威，房价大跌购房者“泣血跪求政府为民做主”的极端现象，在中国并不鲜见。不过您并没有把政府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一棒子打死，您提到，它在一定时期里推动了经济发展，能否举例展开讲讲它是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的？

朱宁：无论是政府担保还是刚性兑付，我个人觉得这绝对不是坏事，而且现在来看，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其实是一个全球现象。而且这个现象之所以在全球比较普遍，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内涵。

从全球范围来讲，有两种状况，政府的担保或支持非常重要。

第一种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如何推动社会资源的整合和信用的集聚，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必须要发挥一定的示范或者推动作用。

第二种，就是出现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2022年全球新冠疫情等类似重大危机时，政府的刺激政策和信用担保非常重要。

在中国，我们经常会听到“救急不救穷”的说法，这个应急就是指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和救助手段，这一点非常关键。

回头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很多人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可能已经忘记了，我们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社会中走出来的。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等，这都是中国政府在全社会层面给老百姓做出的一种担保，就相当于告诉大家，你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自己的勤劳来发家致富，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们一定得看到，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政府的担保其实是起到了特别关键的推动经济发展作用的。

其中，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隐性担保，也很有中国特色，而且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隐性担保，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政府通过信用背书来推动基础设施的投资、资本市场的发展，及大众创业等，这都给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本。而资金和资本是经济运行的血脉，从而激活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

当然，过去十几年，中国“产业政策”也是政府隐性担保的一种形式，这是我在《刚性泡沫》这本书里重点关注的。这种担保有些可能是有意识的，有些可能是无心插柳形成的，过去20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投融资机制来推动产业政策。

在这种机制之下，一般由发改委牵头来划定一些特别有潜力的发展行业，财政部提供资金支持。一方面，地方政府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企业家也发现了一个好的发展机会，而且政府为其背书提供担保，甚至安排好了融资。这种隐性担保的产业政策，促进了很多行业的发展。比如最近的新能源行业，包括大家高度关注的房地产行业，一开始也是政府发挥了引领作用的。

所以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中国政府的隐性担保是发挥了特别重要的积极作用的。

“正面我赢，反面你输”酝酿了巨大风险

观察者网：您关注比较多的，其实是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所带来风险，那么具体什么样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是需要政府去打破，才会有利于经济和金融市场健康运行？

朱宁：中国的中庸文化讲究“过犹不及”。如果政府的信用担保被滥用，它不可避免会面临风险。

我在2014-2015年写《刚性泡沫》的时候，中国经济当时面临一系列重大变化。

第一，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后，我们仍然希望年经济增长率能够“保八”。这一点我个人其实是有所保留的。

第二，2009年四万亿的刺激政策，一方面使得中国经济迅速从危机中恢复，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后果：从2009年到2016年六年间，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总债务与GDP的比例）增长了100个百分点。这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没有经历过的债务增速。

第三，高歌猛进的房地产市场，以及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年中股市的火爆，让大家产生了一种心态：一定要冒风险，一定要加杠杆，这样才能赚大钱。而且专家也讲，如果没有坏账，中国也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增长。

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那个时候大家看待债务、看待杠杆、看待风险的态度发生了很深刻的改变。这种大众风险偏好的改变，正好是行为金融学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我认为，如果这个时候有更多的人能对政府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有更好的认识，那政府决策者就可以做相应的调整，能够帮助中国经济提出预警，提前化解风险。

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参与者和投资者，形成了对于政府刚性兑付长期、普遍、根深蒂固的预期和心理，比如说，房地产一旦不景气，人们就会认为，政府为了保增长，一定会让房地产持续上涨。

再比如股市，跌到了某种程度，民众就相信政府一定会出手救市；一些高速发展的信托产品、理财产品和互联网金融类产品，在中国也都带着强烈的刚性兑付的特征：投资者相信，政府、监管者、金融机构和投资产品的发售者，会为自己投资所面临的风险负责，而自己只需关心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这种“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刚性兑付心理，不可避免的推动了很多领域资产价格的泡沫，也同时酝酿了极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