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激发了中下阶层对特权阶层的愤怒。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新镀金时代，经济不平等程度重攀历史高峰。2014年美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已经增加到0.48，这不仅远超过0.4的警戒线，而且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也是最高的。此外，美国的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最富有的人手里，到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占有的财富与中下层90%的家庭几乎相等。导致严重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缺乏欧洲那样的税收与再分配政策。

严重的贫富分化引起中下阶层对特权阶层的强烈不满。总的来说，美国政治精英对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选民的回应性更强，对低收入选民基本没有回应。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共和党精英对高收入选民做出回应的增强幅度最大，而民主党精英对中等收入选民做出回应的增强幅度最大。因此，经济不平等加大了富人对政治的影响力。正因为此，桑德斯将经济不平等作为其最主要竞选议题，特朗普也不时发出攻击华尔街的言论。

第三，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之间存在着严重矛盾。全球化是当今美国社会危机的一个新的根本性因素。经济全球化使得美国的富人和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谋取和转移财富，但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却只能受困于本地经济的衰退。而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多数选民是根据本地经济情况来投票的，这就为“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支持者。这种情况实际上造就了“两个美国”：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和本土的经济弱势群体。民粹主义运动试图利用本地的政治力量去缓解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弱势群体造成的伤害，这也是其在地方选举中得势的主要原因。

第四，美国民主制度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极化日益加剧。奥巴马执政的几年是20世纪以来美国政治极化最严重的时期。经济不平等是加剧政治极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并没有导致任何一个党派占据上风，相反，由于美国政治传统下的分权制衡机制，美国政治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对立和僵局，特别是在国会中的立法投票上。民主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妥协与共识被福山所谓的“否决政治”所取代。

两党的长期对立造成民众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民调显示，目前仅有20%的美国人在大多数时候信任政府，只有7%的人信任国会。对政府和政客缺乏信任，无疑是代议制民主对某些群体缺乏代表性的重要体现，这为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在今年的选举中，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激烈地攻击两党的建制派。特朗普所代表的白人蓝领阶层倾向于大政府的利益诉求，一直被秉持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理念的共和党建制派所忽略。美国的年轻人曾在2008年热烈拥护奥巴马，但他们随后发现，奥巴马并未兑现其在竞选中所许诺的政治变革，因此他们抛弃了奥巴马所支持的希拉里·克林顿，转而支持立场更左的桑德斯。特朗普全然不理睬精英阶层和民众中早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正确”原则，也毫不顾忌共和党的正统原则，而桑德斯则大胆地突破了美国政治传统，直言不讳地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

不过，特朗普和桑德斯所领导的两种反叛在两党内的相对位置有明显差别。桑德斯是美国政治极化趋势的延续，而特朗普却是对它的反动。桑德斯的竞选迫使民主党进一步左倾，它或许代表了民主党的未来发展方向；而特朗普的竞选则试图使共和党回归温和的保守意识形态，但它可能只是共和党的异端。

第五，特朗普和桑德斯现象反映了美国人对美国特性的认知差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 亨廷顿曾探讨过美国的特性问题。他认为，未来美国界定自我特性可以有世界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三种方案。世界主义的方案要求美国人更多地遵从于国际规则；帝国主义的方案是由美国来改造世界；而民族主义的方案则是，美国人重新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按照亨廷顿的定义，目前美国两党的主流似乎更倾向于帝国主义的方案。虽然在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认为美国的力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在必要时美国应当发动海外军事干预，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坚持自由贸易原则。

特朗普反对两党在这方面的共识。他在对外政策上带有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他以商人的眼光质疑美国军事干预、海外驻军甚至维持北约的合理性。特朗普还以极端的方式捍卫美国的独特性，他强烈排斥拉美裔和穆斯林移民，坚决反对自由贸易和区域贸易协定。特朗普所宣称的“美国第一”原则或许更符合亨廷顿所说的民族主义方案。

桑德斯也试图打破当前对美国特性的主流认知，但他的方向与特朗普的完全相反。桑德斯也反对海外军事干预，但却是基于和平主义的。他同样反对区域贸易协定，但出发点却是全球化对弱势群体和人类发展的危害。桑德斯热烈地赞扬北欧福利国家，希望美国建成北欧那样的福利制度。他对美国身份的界定更符合亨廷顿的世界主义方案：他希望美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更像某些其他国家。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桑德斯，都已经不再坚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上无以匹敌、美国价值观普遍适用的帝国主义方案。这反映了美国国际地位和相对实力下降后，相当大一部分美国人对美国特性做了重新认识。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路线表明，他们两人及其支持者在面对美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尽管如此，他们及其支持者的主张很难被各自党内的主流派完全接纳。

对未来美国政治的可能影响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两党建制派将不得不对他们做出一定的让步。特朗普不仅将白人蓝领阶层带回政治舞台，严重撕裂了共和党，而且代表了一种与两党主流派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他还屡屡打破美国政治传统，突破“政治正确”的原则，拉低政治斗争的下限。桑德斯的竞选则体现了美国年轻人的力量与诉求，其直接影响是迫使希拉里和民主党建制派接受其部分主张，例如反对TPP，加强对金融设施的管制等；其长远影响是使“社会主义”这个词在美国一定程度上“脱敏”了。

更重要的是，此次民粹主义运动使得经济不平等、移民、全球化、海外干预等重大问题突显出来。虽然这些问题是美国当前社会所亟待解决的，但两党建制派却出于政治原因而尽力回避它们。特朗普和桑德斯成功地将上述问题带入主流政治议程之中，并且很可能使其长时间存在下去。

民粹主义的不时爆发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特征。左右两种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的危机时刻曾多次出现。它们虽然可能造成一时的混乱，但其部分主张往往被两大政党所吸纳，这有助于从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然而，期望近期的民粹主义运动产生根本性效果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

第一，其联盟在各自党内都不够强大。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下层白人，这是一个不断衰落的阶层，很难指望他们的主张能成为共和党的主流观念。桑德斯的支持者主要是年轻人，这个群体虽然富有激情和理想，但其投票率往往很低，况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很可能会变得保守，他们的激进行为也可能引起主流社会的反感。

第二，特朗普和桑德斯各自的支持者很难形成一个左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政治联盟。虽然他们的政策选择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意识形态却大相径庭。

第三，虽然此次大选中的民粹主义现象有很多新时期的新特点，但其形式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其激进程度也远不及内战、大萧条、1960年代等前几次危机时的程度。

第四，目前的民粹主义运动虽然提出了不少重大问题，但却没有给出多少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本文转自《文化纵横 》2016年6月号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