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有大量上市和待上市的公司，以及其他要融资的实体，又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率的国家，我们自身有大量可供投资的资金，也有不少交易和风险管理的产品，这个角度来看上海，肯定会侧重在岸业务，投资者和参与者也是国内占多数，服务大量的对象都是在岸的。与此同时，我们欢迎、吸引海外的参与者提高标准，推动在岸和离岸的融合发展。以资本市场为例，包括最近希望更多的境外公司可以通过CDR方式来上海上市。

第二，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从国内外一些实例研究对外开放思维和分析框架。无论是上海自贸区，还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都涉及到政策体制的取向选择。选择决策的基础是经济分析，而经济分析取决于分析框架，这跟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受思维差异的影响，人们往往对于同一件事、同一个内容的利弊看法有很大差别，有必要弄清楚这些差别背后是怎样一个想法。有的可能是各个部门的立场和角度不同造成的，有些也可能是因为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管制经济思维的影响，和市场经济思维、开放经济思维有所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讲，思维转变也很重要。中国从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当中，早期如果想探索对外开放、与外部对接的市场经济，只能先选择试点，并在地理上、物理上进行隔离管控。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但是这种模式也不见得稳定，而且管理成本也可能很高，存在的漏洞和政策套利可能也不少。

从思维比较来看，国内有一些人不太强调平等竞争条件和统一大市场，这与欧洲有很大的差别。欧洲人历来很重视市场一体化，早在欧共体扩容的早期，就力推单一市场整合，设立共同关税区，随后就推动了货币一体化，推出了欧元，并希望能通过增值税税基和税率的统一来进一步增强。虽然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欧盟还是非常重视增值税协作机制。

因此，我们看欧洲许多主流学者判断认为，在实现单一市场整合，拆除跨国界海关以后，欧洲成员国每年可以节省大约GDP的1%，这个每年都能节省1%，而不是第一年。欧元区这些年一直在逐步发展和扩容之中，这也说明统一市场效率更高，更能促进贸易和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英国要脱欧，我边上的Christopher Hayward是英国人，我说这些可能有点班门弄斧，但是我是这么收集的材料。英国要脱欧，必须做很多利弊分析。2016年，英国脱欧原因是很复杂的，脱欧过程当中的难题之一就是要处理北爱尔兰海关管理的问题，对中国也有参考的意义。

爱尔兰警方在北爱边境检查过往车辆

北爱尔兰希望英国脱欧之后，与爱尔兰之间人员仍旧能够自由流动，不设关卡，同时继续享受欧盟共同关税区的待遇。为此，英国和欧盟经过长达三年半左右的设计和艰苦谈判，最终在2020年1月份达成了《英国脱欧协议》，这其中包括了《北爱尔兰议定书》，赋予北爱尔兰一些特殊政策和待遇，并在大不列颠岛和北爱尔兰之间设立了二线，涉及海关的管理。恰好他们之间正好有海峡隔开，认为这个时候设立一个海关进行隔离和管住并不太困难。

这种模式在运行两年之后，人们发现自己用的是英国人自己的语言，大不列颠岛和北爱尔兰之间的许多联系受到严重困扰，导致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困难，比如海关程序复杂、监管不灵活、税收和支出差异等。为此，时任首相的特拉斯打算单方面撕毁《北爱尔兰议定书》，想取消二线管住的做法。当然欧盟也不会轻易同意，英欧之间又经过多轮讨价还价，于今年2月底修改了《北爱尔兰议定书》，达成原则性政治协议，签署《温莎框架》，启动另外的方式进行管理。重点是在大不列颠岛和北爱尔兰货物区分，为自用还是继续运往其他地区，采取的管法是企业白名单的制度。虽然这也算是一种解决办法，但是也导致增值税管理复杂，这当中也会有不少漏洞，人们从中体会到建设好和管理好一整套海关系统，或者是拆除、更改这个系统都是十分复杂和昂贵的，涉及到的利弊分析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再看一下深圳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建立经济特区，最早明确说是要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考虑到特区的性质，当时还研究过要不要在深圳发行特区货币，我本人也参与了这个过程，多数人主张不要搞特区货币。随着深圳特区的逐步发展，投资、生产、人才、研发越来越多依靠境内的供应，产品销售也有很多是面向国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管死二线，就会削弱与内地的联系，增加交易和往来的成本。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经济特区和内地经济体制上的差距实质性减少，因此深圳在90年代逐步悄悄放弃了二线，加强了与内地经济的自由往来。与此同时，海关仍旧在一线，该管的继续管，1993年设计外汇体制改革和增值税改革时，深圳明确说和内地保持一致，增值税和海关管理的关口仍旧留在一线。后来，深圳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与此选择是有关系的。

再来看上海，十年前开始考虑设立上海自贸区，各种舆论和想法都有。有人明确提出要拉一个铁丝网，否则海关、税务的管理会出现很多问题。当时上海市领导和有关方面的领导都明确上海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国内的经济联系不能隔断，交往不能不方便，所以不选择拉铁丝网的物理隔离方法。现在看起来，这个选择也是十分正确的。建设自贸区过程当中，也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手段，包括电子和数字化的手段来加强管理，尽量避免通过物理隔离的方法进行海关和税务的管理。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志性的海鸥门

金融方面，针对上海自贸区设计了自贸账户，区分居民账户和非居民账户，对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进行适度隔离，按照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进行管理。客观地说，这些方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是否能真正管得很好，在实际当中有很多讨论，也面临着不同的诉求和调整。比如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上美元资金一度很便宜，当时一些人主张让这些低价的资金跨境来带给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从自贸区的角度来看，允许资金跨境过来，会涉及到外汇平衡，影响汇率等一系列问题，此外得益于深圳当时没有搞特区货币，上海自贸区也没有人提搞自贸区货币。

至于税收问题，一度希望自贸区有一些所得税优惠，但不要去触碰关税和增值税。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关税涉及到共同关税区问题，增值税涉及到平等竞争问题，如果设计得不好，很容易使上海自贸区和国内经济相互脱节和隔离。

总之，从上述国内实例以及相关政策的选择来看，思维和分析框架存在很多差异，书房里设计的、理想的管理不见得在实践中那么容易执行，有时候成本会很高，即使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也未必能够真正管好。在未来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候，要认真分析，考虑改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所需要的思维转变和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