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国奇迹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在这个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奇迹背后，一定潜藏着当代主流经济学没有完全涵盖的经济逻辑。对“中国经济学”的呼唤，不仅是对更具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诉求，更是对经济学整体普适性提升的一种渴望。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顺应经济学发展趋势，既能对特定的中国问题做出现实性的解释，又能推动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整体进步。

主持人：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为经济学理论的成长与创新创造了肥沃的土壤，但中国经济在实践上的探索远快于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学术创新还明显落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经济学者们依然任重而道远。展望未来，应如何发展新的经济学理论，引领中国经济实践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林：20年前，我曾发表了《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这篇短文，倡言以规范化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断言若能如此，不仅可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做出贡献，也可以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要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把要解释的现象理解透彻，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以此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因此，吃透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第一步。

在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学习掌握现有西方经济研究已取得的成果是必要的，但在运用外来的现成经济理论来分析、理解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时，切忌生搬硬套。只有经过“创造性重构”的思维过程，弄清这个理论所舍象掉的社会变量在我国同样是无关紧要、这个理论所抽象出来的几个变量在我国同样是重要的变量时，这个理论对我们的经济实践才会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国内每年发表的经济学论著可谓不少，但到现在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没有得到多少承认，少数做得较好的也被认为是在为外国学者整理资料。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不只一端，其中之一是：改革开放前，经济学界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在现有理论上有多大的创新。改革开放后，思想上的禁锢一旦消除，理论界便出现了一片空白，经济学工作者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学习、引进西方现有的理论成果上，这些工作自然得不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虽然近年开始有经济学者对我国的经验、现象进行总结，但还止于描述的阶段，因此只能得到国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重视。

蔡：中国经济实践与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实践经验乃至教训是理论创新的土壤和养料，所以理论看上去有一定的滞后性；另一方面，理论讨论往往是在实践决策过程中发生的，既是受实践检验和审视的过程，同时也是指导实践的过程。固然，理论抽象有赖于方法论的规范化和创新进步，这需要学习借鉴当代经济学的一些成果，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技术和方法，但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需要中国特色的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

对于中国经济学者来说，应该克服两种倾向：一是避免过度数学化和计量化。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人文科学，既要见森林（统计数据），更要见树木（现实生活中的人）。因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创新经济理论。二是避免把工作中的观察等同于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终究是一门科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经验科学的学科，因此要按照学科规范来分析问题、抽象出理论，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检验，最终用于解释和指导实践。

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阐释和论证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丰硕成果，更重要的来源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国的发展奇迹使中国学者具有运用自己的经验检验已有理论、创造新理论的底气和发言权，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已进入了全面自主创新的新时代。可以预见，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经验基础上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规律的新发现，必将汇聚成经济学理论范畴和体系的新革命，为世界经济学宝库增添中国财富。

应当承认，与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相比，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尚显滞后。一方面，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比如，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缺乏基本规范，存在不少片面、模糊甚至混乱的观点；再比如，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缺乏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运用。另一方面，在引领经济学发展方向上缺乏厚重的理论支撑，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常常对外国理论生搬硬抄、拔高甚至神化，并以此标榜甚至“自以为”站在了世界学术前沿。一些学者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将中国丰富的实践和创新变成解释西方理论正确性的注解，习惯于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

主持人：中央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经济学如何在理论上全面系统解读新常态？进一步地，新常态的提法是否可以看成是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蔡：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角度看有两层重要含义。第一，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系列重要论述中，体现全新认识论的一个范例。新常态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现阶段中国国情，还是更积极、奋发向上的集结号，通过强调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帮助我们科学理性地认识过去、把握今天、决定未来。第二，新常态这个概念内涵十分丰富，从科学判断经济形势出发，提出了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要依靠改革、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型，转向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由于这个理念既具有经济学的抽象力，有助于我们预测未来，又具有经济政策的实践力，所以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同时也是一个将会通过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丰富、完善从而与时俱进的理论。

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正式宣布了对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并明确提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是中央对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正式界定，对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发展理念、增长动力、增长结构和未来态势进行了初步论述，基本形成了“新常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并总结了进入新常态三年来的经济实践，奠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可以说，这是经济学理论的又一次创新。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说明对一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不应只关注短期的热点问题，应该更加注重研究长期发展的问题。新常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在各种要素禀赋、发展趋势、外部条件和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诸多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体内在机制发生自组织变化而进入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我国提出经济新常态的研判，就是强调经济发展要关注经济体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过程、相互作用的机制与变化的方向。因此，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法可以看成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