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蔡：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实践，也形成了大量新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理论来源于实践，正确的理论又反过来指导新的实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任务、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应该努力做好的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真正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把从国情出发作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出发点。越是中国的才越是世界的，从国情出发上升的理论，不仅对我们自己的实践具有切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更有借鉴意义。

第二，实践经验有时来自于个别事例，或者分别表现为个别事例，只有揭示每一个事例和每一项经验背后的一般规律，才能升华为理论，否则也只是经验的堆砌，指导意义就被降低了。

第三，理论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我们所要创立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理论，它必然与以往理论的发展一脉相承，更要求达到指导我们今天和明天新实践的时代高度。

林：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国际化，不应舍近求远，而应以本土问题为入手点。研究对象的本土化除了有利于我国经济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外，还将使我国的经济学家更有可能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经常是在现有理论解释不了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发生的，因此，即使是对国际思潮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在本质上也是某一特定社会的本土化理论。对我国目前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现象的解释和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我国的经济学家从本土现象的深入研究中提出新的理论来，这样才能较好地说明产生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并找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周：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改革开放30多年的艰辛探索，为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目前至少已经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公有经济主体论、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结合论、经济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不同于西方的、原创性的中国“术语”，是构成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

主持人：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向世界？能否构建一个全新的中国经济学学派，进而能够在世界学术界起到引领作用？

林：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我判断，最慢到2025年，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是美国的1.5倍或者更高。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会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现象，解释这个经济现象的理论会是最重要的理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并迎来中国籍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并且，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也会对其他面临和我国相似的条件和挑战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帮助他们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蔡：最富有史诗意义的经济发展实践，是经济学发展的动力，把经济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峰。我们从未如此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的实践呼唤伟大的理论，对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经济学的需求必将越来越强烈，不仅将用来指导中国长期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且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成为我国的一种软实力。

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我国各级干部深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其次要求我国经济学家站在世界经济学科发展的前沿，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否则中国奇迹就只能停留在经验层面而达不到理论的高度；最后要求中国的经济学家及其成果要有更高的标准，胸怀更大的使命感，引领国际经济学前沿。

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简单归纳和总结发生在中国的、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而是必须发现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这种前提性的差异深藏于文化的差异之中。我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中国经济学才可能得以建立。文化是中国经济学的根和土壤，中国经济学研究应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作为哲理性的范畴引入研究框架和范式，这样才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更有活力、更能引领发展的高度。

此外，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要尽快扭转只在“西方笼子里跳舞”的倾向，立足中国现实，提炼中国问题，借鉴国外，融入国际，正确总结“中国理念”，科学概括“中国经验”。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使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引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