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双方虽然对各自实力有了解，但对各自的战争意愿有错误估计，也可能导致战争。比如双方虽然清楚各自的实力对比，只要不知道对方对战争收益有多看重，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来进行战争，也就是说错误地估计了战争成本，那么谈判空间就是不可知的，谈判就可能破裂。

比如一种解释认为，一战的时候，奥匈帝国虽然知道自己跟俄国的实力对比，但是不清楚塞尔维亚对俄罗斯有多重要，不知道俄国愿意为此开战的决心有多大，于是错误地发动了对塞尔维亚的侵略，导致了战争。

散装的奥匈，图为皇帝与将军们，图片来源：learnodo-newtonic.com

但Fearon同样追问，为什么奥匈帝国不去直接询问俄国，如果吞并塞尔维亚，俄国会如何反应呢？这跟我们刚才的讨论类似，如果关于战争意愿的私人信息妨碍了双方都能受益的谈判，那么理性决策者同样应当有动力分享信息。

所以为什么战争会爆发的问题，可以转化成为什么谈判会破裂；而为什么谈判会破裂，是因为各方会错误估计实力和战争意愿；而为什么各方会做出错误估计这一问题，在这一情境下，又可以转化成为什么战争各方不愿意分享信息。

那么，为什么各方不愿意分享信息呢？

Fearon认为，正因为是理性决策者，反而更有理由隐藏和扭曲有关自身战争实力和战争意愿的信息。虽然理性决策者希望避免战争，但他们同样希望在谈判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一方可能会选择夸张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意愿，从而在谈判桌上获取更大的利益；也可能会选择隐藏自己的实力和意愿，从而在可能来临的战争中获取主动。

所以对于理性谈判者，他们知道对方有传递误导信息的动机，那么即便双方分享了信息，也很可能是假信息，也就不足以作为谈判的依据。所以你尽可以随便问，我尽可以随便答，信不信由你。在这样的猜疑之下，不光判断对方的意图变得艰难，如何准确地传递自己的意图也是个麻烦。

比如，俄罗斯一直宣称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有多不可接受，是否到了愿意为之一战的地步，西方一直存在侥幸心理。西方大可以认为俄罗斯只是色厉内荏，搞外交讹诈，所以不会在谈判中对俄罗斯做太多让步。

当然，反过来讲，西方愿意保卫乌克兰的意图，也大可以受到质疑：俄罗斯又不是没被制裁过，西方天天嘴上喊着制裁，还剩多少能制裁到的，又有多少是西方自己都不愿去制裁的？而从如今美国轻飘飘的制裁和欧洲的慌乱决策来看，俄罗斯也完全可以认为色厉内荏的是北约。

顺带一提，在整个危机中，拜登反复强调美国不会派兵到乌克兰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这种表态虽然符合其国内政治的需要，但是在国际政治博弈中是大有问题的。因为这明确地传递了一种信号，那就是美国确实没有为了乌克兰而牺牲美国人的战争意愿，而这必然会恶化美国在谈判中的处境。当然，俄罗斯可以怀疑这种信号的真假，怀疑美国是故意示弱，但这个信号完全符合我们对于美国的一般预期。

但这种传递信号的方式本身，就在增加着战争风险，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战争前的准备活动。你怎么能够确信，那些部队只是在演习，而不是在准备入侵呢？你怎么能够确信那些增援是用于防御，而不是用于进攻呢？

更重要的是，战争本身，其实也是一种传递信号的手段。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国家所面临的谈判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战争中展现自己的实力，就可能建立一种威信，让自身在后续的谈判中处于一种有利地位。比如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战争，就起到了一种威慑效果，让俄罗斯在后续对周边国家的谈判中处于一种相对有利的地位。

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国家总是妥协，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认为该国战争意愿不强，从而在谈判中陷入不利。比如在冷战中，即便朝鲜和越南的战略地位并不重要，但美国担心放弃这些地区会体现自身的软弱，让苏联进一步扩张，因此“不得不”跳进战争的泥潭。

放到现在也是一样的，即便乌克兰未必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有多重要，但他们也仍然会担心如果不能成功“保卫”乌克兰，是否会有损自身形象，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总而言之，在Fearon看来，战争的理性解释之一，便是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而重点不在于信息不对称本身，不在于各方都有自己的私人信息，而在于各方都有理性的动机去传递错误信息，从而导致各方错误估计形势，使得谈判破裂。

承诺问题：我怎么相信你做的是真的？

但是，即便各方的信息是相对透明的，各方对于实力和意愿都有着真实的判断，知道利益该如何划分，也并非一定能够达成协定，避免战争。因为协议总是需要执行的，如果一方不相信另一方信守协议规定的承诺，那么谈判就一定会破裂，战争就难以避免，也就是所谓的“承诺问题”。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签订协议，不只是依靠对方的承诺，往往还要依靠第三方的团体，主要是政府，通过强制力来监督协议的遵守。如果对方不遵守协议，那你可以告到法院让对方付出代价。

但是国际社会是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作为这个第三方的，国际组织当然可以给压力，但是不可能形成一个足够强的约束，不然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战争了。归根结底，国际协议的达成还是要依靠各方的自觉。因此，即便国家的理性决策者们知道如何谈判让各方利益最大化，也不敢轻易相信对方的承诺。

Fearon总结，“承诺问题”有三种可能的形式。

第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先发制人战争”。想象动作片里两个拿枪指着彼此的人，他们当然可以达成协议同时放下武器，但没人真的相信协议会得到遵守。因为一旦有人背弃承诺，他就可以直接消灭对手，而遵守承诺放下武器的一方没有任何手段加以反制。

如果把这个类比放到国家上。假如战争特别偏向于进攻方，先发制人的一方具有极大的优势可以彻底打垮另一方，那么背弃承诺开战的诱惑就会特别大，那么对于理性的决策者来说达成协议就更加困难。

但Fearon认为这种“先发制人战争”的情况毕竟不会特别多。国家毕竟不是人，大部分国家一般都能侦察并承受对方的突然袭击并加以反击。但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在乌克兰危机中是存在的。俄罗斯当然不用担心乌克兰先发制人，但是乌克兰肯定会忌惮俄罗斯的能力。毕竟双方的实力极其不对等，俄罗斯的先手进攻很可能摧毁乌克兰的大量武装力量，那么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承诺抱有怀疑也是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