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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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族主义是好是坏？为何今天“见人就嫁”？
有的国家，特别是前苏联控制的国家，这些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还是真心的。但好多原来的专制国家，因为美国给枪给炮，我一喊自由主义美国就支持，所以出了一大堆假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运动。这样一来就导致知识分子又产生误解了，以为民族主义是好东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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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只能追随西方社科理论？我偏不信
“中国人有能力挑战西方社会学的纪念碑式人物，并且建构超越他们的理论吗？”这是2000年后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遗憾的是，中国尚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难道中国人就只有追随能力吗？带着一种不服气的精神，我发起了一个对于自己的挑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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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罗马，中国大一统的根源在哪？
中国历史上有着周期性的“朝代循环”。但这朝代循环的背后并不具有什么周期性规律。如果有什么规律，它应也是“一样生百样死”这样一句俗话。中国每个朝代的倒台原因非常不同，但是新的大一统局面形成的背后却都有着相似的原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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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谱的言论是如何产生的
今天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需要的不是口号式的政治动员，而是知识界的自我启蒙。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主义水准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热衷的主义和口号虽然听起来调子很高，但对于解决社会的具体问题却并无多大功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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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工业资本主义发生于欧洲而非中国
笔者并不给予工业资本主义任何正面（或负面）的价值，亦不持中国在18 世纪比西欧落后（或先进）的观点。本文仅仅试图阐明，西欧与中国差异巨大，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与传播之前，它们的发展遵循着非常不同的规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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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面对这个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地理因素。但地理条件显然不是决定中国统一和欧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我想就中国是怎么获得统一以及这大一统局面是怎么得以维持这两个相关问题，为读者作出分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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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错了，波兰尼就全对吗
今年是波兰尼的《巨变》出版七十周年。波兰尼和哈耶克两位奥地利思想家在二战结束前写出《巨变》和《通往奴役之路》这样两本书来，简直就是企图通过戏弄人类，以两种经济体制的失败互证对方的伟大。两书中有许多观点都失之偏颇，但为何它们能成为永远的经典？[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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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用社会运动来“维稳”
改革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导致了“群体事件”多发。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新的集体行动具有地方化和非政治化的特点。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则在许多基本价值观上缺乏共识。中国政府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各类社会矛盾就可能会出现整合。简单地直接用钱解决问题，或过度加强上访制度，会鼓励民粹主义，造成严重的后遗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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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与西化在现代中国的较量
尽管西化仍然是当前中国发展的真正驱动力，但在许多方面，儒教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正在变得富裕，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建立另外一种道德、政治和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此种秩序吸收了许多西方因素，但儒教处于核心。传统儒教国家的崩溃及儒教文化社会影响力的衰落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历史与今天的中国无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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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需要破除理科思维
弃理从文的赵鼎新曾经也有过“鲁迅情怀”，但是在真正投入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之后，他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存在科学“真理”，对于社会的发展，他所能提供的只能是一种声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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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民”登上历史舞台
本文有以下两层用意。其一想告诫那些具有强烈精英主义、充满“国师”欲望、而对现实政治不甚了了的人，人民进入政治过程是近两百年来的世界潮流，逆之而行将是螳臂当车。其二是告诫那些有着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持有简单自由主义观点，但同样也是对现实政治不甚了了的人，人民政治完全不等同于美好的未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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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而在于有些改革举措产生了对经济发展来说是正面的意外后果，并且国家能够在一个国家主义式或自由主义式的政策的负面因素凸显时，利用手中的自主性突破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的捆绑，出台新的对策。中国改革开放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里，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动力是不一样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始终是和国家的合法性压力一致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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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
改革开放后共产党逐渐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学生和民众却接过“革命的旗帜”，于是就有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以及最近的“零八宪章运动”和所谓“茉莉花运动”等事件。也有知识分子提出中国应该“告别革命”，应该反对激进主义。这是一种应然性吁求，但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会再发生（或者能避免）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动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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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竞争中的决定因素
游牧民族虽然传入了很多新的历史和文化，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儒法国家的政治结构。历经千年历史，中国游牧民族能始终在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活力，主要依靠三个结构性因素及相关机制，包括气候条件、双方管理者的智慧，而更重要的是草原政体和农业政体在地理、生产方式、组织上的比较优势。他们相互学习模仿，在竞争中同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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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群己权界
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出了“伤害原则”，以之作为界定“群己权界”的原则，用以保障个人免受他人或政府不当干预的自主领域。“伤害原则”指的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成员的行为自由进行干涉，惟一的目的就是自我保护。权力能够违背文明共同体任何成员的意志而对他进行正当干涉的惟一目的，便在于防止他对于他人的伤害……任何人的行为，他对社会负有责任的部分只能是那些与他人相关涉的行为。在仅仅关涉自身的部分中，他的独立性是绝对正当的。对于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心，个人便是最高统治者”[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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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中国的体现
政绩合法性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它承载着具体的承诺，而一旦做出的承诺没有兑现，政治危机将接踵而至。当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权主要基于其政绩时，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因为现代政体往往并非以稳定为目标，而是注重发展，并且会做出过多的承诺。因此，尽管当前的中国政府做出大量努力以改善政绩，增强其合法性，但除非它建立起以法治选举为基础的合法性，否则当中国经济放缓时，它仍将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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