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此起彼伏的内部民族运动，苏丹政府所能依赖的，仍然是伊斯兰宗教认同与王朝认同的一种混合。在此，“保教”的维度得到了进一步凸显。阿卜杜勒·哈米德（Abdülhamid II）时期（1876－1909）的泛伊斯兰主义者们认为，他们共同的任务是驱逐外国侵略者，废除各种外国租借权和豁免权，恢复真正的伊斯兰信仰。有些人还另外主张在自称“哈里发”的苏丹君主的领导下，把所有穆斯林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苏丹政府借助“泛伊斯兰主义”曾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对于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西方倾向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其说服力是逐渐递减的。这一学说也无法面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正在滋长的事实——两地的分离主义者都是穆斯林，从而大大削弱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

在“保国”与“保教”都难以拯救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帝国的精英最后走向了“保种”，推广一种泛突厥主义。正如伯纳德·刘易斯指出的那样：“在奥斯曼帝国各族人民中，最后受到民族意识影响的，是帝国主子们自己。”^[30] 由于留学西方的学生以及来自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土耳其移民等因素的影响，土耳其人中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土耳其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最初在政坛上影响不大，1908年通过政变上台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信奉的仍然是奥斯曼主义。

但是，随着帝国欧洲各省的接连丧失，使得基督教属民的问题随着他们从属地位的结束而不断得到解决，从此只剩下一个不仅是由穆斯林统治，而且也是一个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帝国。然而，在帝国的改革过程中，穆斯林内部早已经发生了分化，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的“变节”，以及阿拉伯穆斯林的骚乱，使人对于伊斯兰认同的凝聚力深感失望。因此，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日益倾向于在剩下的帝国部分推行“土耳其化”政策。比如说，1916年，青年土耳其党政府颁布了语言法，规定商号帐册和来往信件必须使用土耳其文，甚至强迫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它非土耳其的穆斯林使用土耳其语。^[31] 但这在帝国政府孱弱的情况下，其效果是进一步加强了上述民族的离心力。

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对土耳其的瓜分

一战之后列强对土耳其的进一步瓜分，使得后者免去了种种纠结，现在它剩下的居民基本上都属于土耳其民族。凯末尔推行一种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思想，既放弃了奥斯曼帝国梦想，也放弃了以伊斯兰教作为认同基础。这也是1928年胡汉民所认同的模式。而对康有为来说，“保国、保种、保教”三个一个都不能少。在辛亥革命之后，清朝虽亡，但毕竟有了新政权，中国的领土也并没有被列强瓜分；“五族共和”的实行，标志着“保种”目标还不能算失败。在此背景下，康有为将重点放在“保教”上，大力组织孔教会，推动民国政府立孔教为国教。而他这么做的确信也就在于，儒教与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毕竟不同，它并不会阻碍一个国家必要的变革。他期待的是中国能够像英国一样，既推动社会的不断前进，但又在文化中保留着诸多旧的符号和象征体系，从而维系认同的连续性。

对于康有为这样一位君主立宪的主张者来说，孔教与君主立宪之间存在相互支持的关系。但对于共和派来说，孔教和共和之间却未必和谐，甚至是对立的。经过两次失败的君主复辟运动之后，许多共和派认定孔教就是导致君主专制的原因，需要和君主专制一起打倒。 而康有为努力区分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的声音，就被淹没在时代的声浪之中。中国的道路最后呈现出某种与土耳其凯末尔道路的相似性：两国都放弃了“保教”，以求得其他方面的进展。此是后话。

参考文献：

[1]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2] 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0页。

[3] 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页。

[4] 卡尔·瑞贝卡与戴东阳对此细节都有所阐发，参见〔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20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4-55页；戴东阳：《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戴文对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与《突厥游记》史料考证甚详，本书在二文考证上并无新说，但试图将其纳入新的解释框架。

[5] 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312页。

[6] 同上注，第312页。

[7] 这一见解得益于戴东阳的分析。参见戴东阳：《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8] 康有为：《突厥游记》，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八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2页。

[9] Bey，土耳其贵族头衔，康有为翻译为“啤”。康有为的《突厥游记》已经翻译为土耳其语，see Giray Fidan，Çin’den Görünen Osmanlı: Çinli Düşünür Kang Youwei’in Türk Seyahatnamesi, İstanbul: Yeditepe Yay, 2013。但遗憾的是，康有为在游记中提到的诸多土耳其地名与人名，译者无法将其与土耳其语对应上，只好采用汉语拼音，从而未能为我们理解康有为的足迹提供额外信息。笔者在研究康有为时的一个心得时，康有为用汉字写下的外文地名和地名须用粤语诵读，才更接近源初的外文发音。

[10] 康有为：《戊戌与李提摩太书及癸亥跋后》，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11] 康有为：《与慕帅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九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12] 参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13] 胡汉民：《驳总汇报惧革命召瓜分》，载《胡汉民先生文集》(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398页。

[14] 胡汉民：《土耳其革命》，载《胡汉民先生文集》(第一册)，台北：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574页。

[15] 戴东阳最早注意到两派人士在土耳其案例上态度的相似，参见戴东阳：《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6] 戴东阳：《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7] 康有为：《突厥游记》，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八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

[18] 同上注。

[19] 康有为：《法兰西游记》，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八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20] 康有为：《法兰西游记》，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八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21] 同上书，第204页。

[22] 同上注，第205页。

[23] 同上注，第454页。

[24] 同上注，第455页。

[25] 戴东阳：《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6] 康有为：《奥政党考》，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九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

[27] 康有为：《突厥游记》，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八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

[28] 〔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等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50页。

[29] 〔美〕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7页。

[30] 同上注，第362页。

[31] 参见昝涛：《“被管理的现代性”及其挑战者——对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载《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