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作于1908年的《突厥游记》稿本赞赏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立宪运动。在光绪去世、“国会请愿”遭受挫折时，康有为一度主张仿效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兵谏”。在1910年致孙宝琦的《与慕帅书》中，康有为指出，中国不开国会则已，一旦开国会，就必须成功。如果不开国会，列强可以将中国作为“行尸走肉，冢中枯骨”，中国可以得以苟延残喘。但是一旦开始开国会的运动，列强察觉中国正在救亡图存，必然会加强对中国的压迫，因此国会运动必须成功，达到强国的效果。

在此，康有为向孙宝琦讲述了土耳其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兵谏”逼迫苏丹召开国会的故事，请求对方纠合群帅，共同通电，请朝廷召开国会。在列强环峙、军队思变的环境下，当政者将不得不考虑开国会选项。^[11] 1911年他在《于晦若李柳溪两侍郎谈责任内阁例语书后》一文中，曾再一次“密告”上述计策:“故为公今计，及早自立，速联各省封疆，办突厥之举，则国家可救，人望大归，乃助政党，可大可久，上策也。”^[12]

庆祝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宣传画

而对于流亡于海外的革命党人而言，土耳其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点。在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中，立宪派提出革命可能会导致外国干涉，从而导致中国亡国。胡汉民在1908年的《驳总汇报惧革命召瓜分》中引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两个例子驳斥“革命必致外国干涉说”，指出关键在于中国民族（胡汉民在此仅指汉族）能否展示自己的力量。土耳其虽然国政腐败，“而列强审其民族，有自卫之能力，谓其兵士皆知以死捍御他族，遂各寝其兼并之计划。”^[13]

胡汉民尤其强调，土耳其军队原来忠于苏丹政府，在青年党的劝导下，起兵反对专制，这对中国革命尤有启发。胡汉民引此例要说明的是，满人统治中国，借助其实是汉人的力量；如果汉人都能像土耳其军队那样，起兵反对专制，则专制必亡。这一论述，体现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对革命策略的认识上的某些进展：他们认识到，搞刺杀和小规模的武装起义都难以达到革命目标，要推翻清廷，还必须从策反军队入手。

胡汉民作于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一文则进一步比较了土耳其革命与中国革命。胡汉民指出，土耳其建立君主立宪，是可行的，因为统治者是土耳其人，而要求立宪的被统治者也是土耳其人，没有民族上的隔阂。但放在中国，却是行不通的，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不同的种族，最终无法调和。

中国的情况，更应该以希腊的情况来比较——当时土耳其已经宣布立宪，但希腊仍然坚持革命斗争，最终获取独立。这是因为作为文明民族的希腊不愿受落后民族土耳其统治。汉人应当以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为榜样，从落后的满人那里争取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即便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属于同族的土耳其，亦不满足于单纯的君主立宪，废黜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另立苏丹，这证明了中国在“异族统治”的情况下，更应该奋起革命。^[14]

由此可见，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立宪派视之为立宪运动，革命派视为之革命，可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15] 1911年10月底爆发的“滦州兵谏”，可以说不无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色彩。康有为当时也表示了对兵谏的支持。清政府匆忙颁布《十九信条》，实现君主立宪，任命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内阁，然而一切为时已晚。随着南北和议的达成和清帝的逊位，立宪派的君宪梦也被击碎。这促使康有为回过头去反思君宪何以在中国失败。

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的希腊语宣传画，将奥斯曼帝国画成恶龙

戴东阳考证指出，在《突厥游记》的1913年刊本中，康有为对1908年稿本作出了大幅修改，使其基调从热情洋溢的赞颂，变成冷静乃至冷酷的观察和评论。^[16]新版本指出，阿士文党人多游学于法国，过多地接受了法国的政治知识，“然法人不同英、德，本不长于政治，但哗于革命耳。”阿士文党人开始只在伊斯坦布尔宣传，苏丹将其流放到小亚细亚，引发了阿士文党人极大的怨怒，从而到处宣传反苏丹专制思想，从小亚细亚到全国各部，都逐渐受到他们的影响，“渐而回教徒、耶教徒、突厥人、亚马尼亚人，皆思自由而排帝政焉”。苏丹不敢大力镇压，“于是突民轻突主之无能为也，益肆无所惮”。^[17]

康有为进一步批评，土耳其民众对于立宪有很大的误解，认为立宪就是猖狂自由，无不可为，“无论何政俗，皆曰今行立宪即改矣”。民众的期望越来越高，而君主很难满足，但如果再行压制，其结果可能是引起更大的反弹。在此，康有为提出了两个负面例子，一个是波斯的立宪，另外一个就是1905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立宪，两个立宪事件都与国内动荡相伴而行。^[18]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利，沙皇俄国各地爆发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这次革命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晚清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辩论，被视为立宪国家优于专制国家的证据。作为让步，沙皇政府推行有限的宪政改革，建立国家杜马行使部分立法职能，同时颁布俄罗斯帝国基本法，但在其中明确规定君主专制。这一有限的宪政改革从表面上来看增加了沙皇政府的合法性，但同时也打开了民族主义分子走向民间进行政治动员的阀门。沙皇俄国并未因立宪而变得更加稳定。

波斯立宪运动开始于1905年，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政府的应对方式，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公众抗议。1906年8月4日，穆扎法尔丁国王作出让步，承诺制宪。1906年12月30日，国王弥留之际签署了新宪法，新宪法规定的是一个二元制君主立宪体制，国王拥有行政权。1907年初，穆罕默德·阿里·沙继任王位后，与议会之间发生冲突。国王依靠俄军发动政变，议会军展开反攻，于1909年7月占领德黑兰。1909年8月5日，第二届议会选举产生，但议会中的民主派和保守派在首相人选及武装等问题上争执不下。穆罕默德·阿里·沙依靠俄军，扑灭了议会革命，卡扎尔王朝复辟。

这里的问题是，动荡究竟从何而来？在俄国，局势在尼古拉二世立宪之前就已经相当动荡。在波斯，则是继任国王穆罕默德·阿里·沙政变在前，议会抵抗在后。而1909年土耳其废黜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革命，一开始也是由于效忠苏丹的军队发动叛乱而引发，很难说是因为立宪党人的贪得无厌才导致对抗的升级。但康有为并没有对这三个案例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不仅批判土耳其青年党人受到很深的法国影响，同时也批判欧东、亚西、俄、波斯各国受到法国思想过大的影响。在他看来，法国的思想不是已经导致动荡，就是会在未来带来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