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按去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意见，我们要想方设法稳住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引导企业深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和东盟等区域市场。要实现这个目标，国家的外贸政策以及外贸大省市、外贸企业可以怎么做？

张燕生：我觉得，首先宏观层面上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比如说国内媒体要宣传我们的政策。可以看到，现在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一带一路”市场，都对我国的政策有各种各样的误读，甚至有很多和我们贸易关系最紧密国家的年轻人对中国不友好的感觉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比重。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做生意，先要做工作改变他们的态度，比如请更多的外国年轻人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人到世界去，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中国现在做得好的方面，要继续坚持。比如举办进博会、数博会、广交会、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等会展和研讨。进博会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一个公共产品，它对促进进出口贸易的作用非常大。

第三，对外贸来说，现在很像是回到了1978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要发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各种新的外贸形态，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商会来说，这都是一个新课题。

对于那些我国发展快的新型贸易形式，如跨境电商等，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利益、责任、命运的共同体，值得思考。就像一个开放共享的生态，让更多“一带一路”的厂商，更多发达国家的厂商能够参与到我国跨境电商的生态和网络中来，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

数据显示，2010年到2021年，全球的产业政策从34项增加到近1600项，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大幅度上升，而且保护政策从8%提高到48%。另外，2021年地缘政治距离近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占比已经达5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研究和解决该如何改变全球保护主义上升，地缘政治影响上升、政府干预贸易、经济和产业活动上升的态势。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更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我们今后外贸高质量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我们更要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尤其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我们更要完善对外贸易法律体系，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

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做得越深化，我们的国际化做得越深入，人们的战略互信就能够构建起来，相互认同就会构建起来。经贸作为国际贸易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推动器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中，就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

2024年1月26日，浙江金华，金义综保区跨境电商垂直云仓内，工作人员忙着分拣、打包、装车。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跟您聊一下贸易的主体。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外贸中的主力，而外商投资企业的占比近几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也是您比较担心的。您觉得不同的外贸主体在外贸当中担当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如果外企在外贸进出口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会对高质量发展产生哪些影响？他们为什么不可或缺？

张燕生：我们看一下外贸的数据。2022年，国有企业的出口占比是7.8%，而民企的占比是60%，从进口看，国企的占比是27%，民企的占比是37%。从外贸的进出口数据可以看出，国企和民企的分工是不一样的。民企是参与国际竞争和交换的主角，国企是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大宗商品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的主角。

曾占外贸半壁江山的外商投资企业，2023年在全国的进出口贸易比重降至30.2%，且仍有继续下降的趋势。

外企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伙伴、榜样和同盟军，过去我国通过嵌入到跨国公司国际工序分工体系来学习国际管理、技术创新、人员培养。我认为，外企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要想真正稳外资稳外贸，就不能把企业不同的主体分成“自己人”和“外人”，它们都参与了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什么不是“自己人”呢？我认为，在和“脱钩”、“断钩”较量的时候，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都是“自己人”。

对不同的贸易主体一视同仁，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通过制度型开放一步步做到这一点。

观察者网：您刚刚也提到一个数据，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进出口总值中的占比已经降到了30.2%，您是否认为这个占比不能再继续下降了？我们要增加外商投资企业在外贸中的比重，或者说至少维持这一比重？

张燕生：我认为，这一占比还会继续下降，要改变这个趋势，核心问题是去地缘政治化，即不管世界怎么变化，中国保持开放，中国坚持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坚持法治，中国坚持平等对待外资，且欢迎外资。

人们不会听你说什么，人们是看你做什么。每一句有利于稳外资、稳外贸的话，都必须要有细则，都必须要能落地，都必须要建立起一个治理体系，做到治理能力现代化，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治理方式来管理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国务院2023年7月25日成文的“稳外资24条”就特别好，条条都是突破性的。想让外资有感，就必须要解决从中央到地方，从南方到北方，政策落地的问题。

2023年2月25日，湖南娄底，工人在一外贸制鞋企业车间忙碌。

观察者网：2023年，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同比下降，“外资正在撤离中国”成为一些外媒的热门报道话题。我注意到，一方面我国吸引外资增速确实在放缓，但另一方面新设的外资企业数量却在较快增长，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对华投资力度还在加大，来华考察洽谈的跨国公司还是络绎不绝，表现出对投资中国的极大兴趣。您怎么看待近年来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及其发生的变化？对于2023年我国吸引外资规模的波动，应该怎样看待和分析？

张燕生：2023年11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曾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海外投资企业今后1-2年有意扩大业务的地域主要有三个区间：55%-75%的日本企业有意在墨西哥、印度等国扩大业务，具体而言，75%的日本企业计划在印度扩大投资；45%-55%的日本企业计划在“友岸”国家扩大业务，多为发达国家；而有意在泰国、新加坡、中国内地（占27%）、中国香港（占20%）等地扩大业务的日本企业在45%以下。

我看了这么多年数据，这是前所未有的，要引起重视。

过去45年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现在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包括非经济因素的压力等。不过，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的日本企业认为机遇在中国，希望能继续在中国发展，并扩大发展。

当然，这其中也会有一些问题：第一，中国的投资环境、市场环境变了，比如日本车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面临很大的竞争，日本丰田汽车开始寻求同中国企业合作；第二，受到了一些国家长臂管辖的限制，日企反映他们不知道美国的长臂管辖红线在哪，不知道怎么才能够合规，也不知道这种长臂管辖是否会不断改变。因此，一些企业为了安全，就把他们的产业链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三，中国需要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我们应更开放，欢迎日本企业在华扩大投资，扩大发展。

说实话，对于一些日本企业来说，一个车型的改变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中国可能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技术、产品、管理的转型。这时就需要中国和日本的企业有更多合作和交融，我们学习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精益求精，日本企业学习中国企业的活力、敢为人先，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发展。

观察者网：中央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来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资，提振外资在华的发展信心，包括“稳外资24条”；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等等。您怎么看这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您觉得吸引外资的关键是什么？在这方面您有何建言？

张燕生：现在国内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是这些开放特别得好，当世界出现逆全球化趋势时，我国仍高举全球化大旗，单方面扩大开放，这对外资来华投资、增强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种声音是对等，即你给我开多少我就给你开多少。但我国是大国，对方可能是中小国家，我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对方可能是比较单一结构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事讲对等，很多开放的举措就很难落地。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4年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要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这意味着其中既包括与外贸外资相关的直接管理部门，也包括非外贸、非外资的经济管理部门，还包括非经济部门。大家能不能共同稳外资、稳外贸，这是最重要的。

老百姓有一句话叫“打横炮”。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稳外资、稳外贸的政策很好，但是一些非外贸外资部门的同志们，他们可能不了解他的政策会对外贸外资产生什么影响。还有一些非经济领域的部门，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政策会给外贸外资带来什么影响。因此，我认为在外贸外资管理部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以及非经济部门之间建立一个机制，用于政策信息的沟通、共享和评估是很重要的。

此外，华尔街的人经常和我说，中国政府可以在稳外资、稳外贸或者是相关政策出台前，和市场、企业、民众对话，不断调整市场、企业和民众对外贸外资方面的预期。

在我看来，通过这种方式慢慢调预期，慢慢形成共识，等政策出台时，社会已经对这些政策广泛认同，广泛接受，广泛执行，就会使我们出台的稳外资、稳外贸的政策效果更好。

当然，核心问题还是怎么能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稳外资、稳外贸政策有正确的解读，怎么能够让国内社会各界对稳外资、稳外贸有正确的解读，怎么能够让这些政策落地，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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