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鲁迅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绕不开的“国民作家”，却也是一本“早早就被翻开，却没有被好好阅读”的大书。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张旭东在新书《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中用一种不同于传统官方鲁迅研究的视角重新阅读鲁迅，试图通过研究鲁迅文学旅程的关键转折期，重新发现这位才华横溢同时集各种矛盾属性于一身的天才文学家。在接受观察者网对话时，张旭东表示：“……把这些方方面面结合起来，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鲁迅形象，而不仅仅是那种刻板印象的“精神导师”、“硬骨头”和“旗手”。这种真实性对于今天重新发现鲁迅的年轻读者、或者说普通读者来说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在网上与鲁迅再度相遇，大可以把他当成一个真实的、有个性的、平等的朋友，不过是一个有极高超的文字技巧，因此能够表达自身最深邃细腻的观察、体验和情感的朋友。然后我们不妨想一想——何以一个一百多年前写东西的人，至今仍活在我们的阅读里，仍在对我们说话，仍在看着或者说逼视着我们。”

【对话/观察者网 新之】

观察者网：张老师您好，今天很高兴能和您聊一聊关于鲁迅的话题，鲁迅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国民作家”，我们从中小学开始就集体阅读他的作品，您最近出版了新书《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是什么契机让您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到鲁迅身上，在重读鲁迅的过程中，您有哪些感触？

张旭东：这个契机有长有短。长的契机是我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准备。从我个人来讲，可以说是自童年以来就躲不开绕不开鲁迅的文字和风格。就像你说的，鲁迅是一个“国民作家”，几代中国人心里都有鲁迅，不管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我们会反复同鲁迅相遇；对喜爱和关心中国新文学的读者来说，鲁迅更是案头书和“参照系”，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生活在由鲁迅文字界定的文学氛围里。

但是，这种熟悉下面其实又藏着一种陌生，藏着“不求甚解”和人云亦云，且不说鲁迅文学多年来在教育和研究体制里的不可避免的固化和千篇一律倾向。这些东西实际上构成了阅读鲁迅的障碍，如果我们把鲁迅比作一本大书，这本书好像又是早早就被翻开、但却从没有被好好阅读。至少我们可以说，每一代人应该有每一代人的鲁迅；鲁迅文学是在它被接受、分析、解释，在围绕着它的争论中才成为经典的。

现在我想试试看如何重新打开这本书，看看可以有什么样新的读解、新的分析；说得专业一点，就是尝试一种研究范式的突破。鲁迅研究本身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是一门“显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工业”，它有自己的学会、杂志、传统和师承，很多学者和所谓“师门”徒子徒孙几辈子在这一块田地上精耕细作。局部的经验研究实证研究肯定有，也有随着时代大潮起落的观念和兴趣变化，但整体上，特别是在分析鲁迅文学何以成为鲁迅文学、在文学本体论和文学科学分析对象的意义上如何理解等方面，几十年来仍旧进展缓慢而且缺乏学理和方法上的动力。在一个具有长期学术积累的具体领域推动范式性变化的确很难，但反过来讲，这种困难或困境也是一种契机，客观上为探索新的研究取向、新的问题视域做好了准备。

短的、最简单的契机则是疫情。我从2006-08年开始，从教学上研究上就已经开始一点点聚焦鲁迅，但我分析的对象是作为整体和总体的鲁迅文学，同时也是通过重读鲁迅来尝试再一次回答“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在哪里、‘中国’在哪里”这样的基本问题。我不想做那种零打碎敲的局部的鲁迅研究，虽然经验材料的准备整理很重要，但鲁迅文学的风格实质无疑是更吸引我的问题。所以我知道工作量是很大的。

疫情开始以后，原来我们熟悉的世界一下子停顿了下来，有一两年的时间可以全力投入写作。我计划的是一个“三部曲”，最近出版的是第一卷，集中分析鲁迅1924-1927年间的转折，核心问题是鲁迅文学如何通过认识自身风格的必然性而最终“成为自己”。第一本写了70万字、八九百页，三卷本完工后，估计会是中外单个作家研究里面规模最大的之一。在我有限的知识里面，好像只有萨特的六卷本福楼拜研究、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斯妥耶夫斯基研究，以及本雅明未完成的波德莱尔研究有这么庞大的问题和结构。

但面对鲁迅这样的作家，深入的分析研究确实需要一定的体量、需要阅读分析和阐释的系统性，这样才有可能带来我所期待的范式革命意义上的推进。我想我的处理方法一看就不是国内学界常规“鲁迅研究”的路数，而更像是把鲁迅作为文学原理问题、文学批评对象、和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现象来研究。我的读者都知道我也做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分析，我觉得我的鲁迅也是当代文学，也是当代文学批评，也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我自己在批评方法和理论框架上的考虑以及解读文本的特征和“路数”，但因为鲁迅文学文本是作为一个历史整体和审美整体传给我们的，所以谈鲁迅又不可避免比我谈王安忆、余华、刘震云、莫言更能显出系统性。

观察者网：大众熟悉的鲁迅，很多时候是作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在那个时期他创作的小说是最深入人心的，比如说阿Q、祥林嫂、孔乙己，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这次重读鲁迅是在杂文一侧，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视角？写小说的鲁迅和写杂文的鲁迅有着什么样不同的特质？

张旭东：答案就在这本书的副标题里——“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第一次诞生”大家都明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然后鲁迅文学就诞生了，到了他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的出版，小说鲁迅的形象好像就已经确立下来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最了不起的作家，中国进步青年的文化偶像。

我这本书聚焦在鲁迅的“第二次诞生”，集中分析鲁迅在1924-1927这四年的艰难而痛苦的风格“自觉”和文学转折。这是他面对困境、危机甚至绝望时的抵抗、探索和最终突破，有点像一种军事意义上的突围，既是战场形势所迫，是一条狭窄的生路；同时又是一种天才的、创意无限的超越。总之这个时期是他绝处逢生的转折点，也是他真正找到自己的文学“声音”、文学自我形象的时刻。

如果我们要把鲁迅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对象，去探索它的文学特征、哲学特征、美学特征，看它内部的构造和演进，1924—27年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相对于这个转折，后面的九年，即鲁迅的“上海时期”是一种炉火纯青的炫技状态，也是一种天马行空的自由状态——所以第二卷目前暂定的书名就叫《杂文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是从客观上的不自由状态，即那种“伪自由”中，通过杂文写作法和鲁迅文学风格的特殊张力，从文学与其外部环境的复杂关系中强力夺取来的“自由”。

而从这个连续体往前看，我们看到鲁迅文学的“第一次诞生”反倒显得是一个偶然事件，就像一个自然生命的诞生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早期”本身很短，严格讲只有一本《呐喊》和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到1922年底就停止了。虽然《热风》和《坟》里面的许多单篇文章做于这个阶段，但这两本合集和序跋仍写在“转折期”，也落入“杂文的自觉”范畴。而我对鲁迅文学的解读有一个基本的工作假设，即鲁迅文学文本、文学经验和文学风格演进的基本单位和节点，应该是作者编订并加上序跋的作品集。这也是晚期鲁迅自道的“编年体”的意思，甚至只有在这个编年合集的方法上，在大致一年一本的节奏里，“杂文”关乎世事而不是醉心文体的基本定义和“诗史”意味才彰显出来。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描绘的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片段

在鲁迅的创作生涯中有一个“沉寂的1923”，1923年一整年鲁迅没有写任何东西，这一年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不能说是断裂，但至少也是一个间隙。之后鲁迅就开启了自己的下半场。小说上是《彷徨》，然后有散文集《野草》，《朝花夕拾》，作为鲁迅文学自觉的最重要标志的统摄于杂文写作法的“混合文体”风格运动出现了。这是鲁迅文学“成为自己”的决定性转折。以《华盖集·题记》为标志，鲁迅开始真正有意识地专注于杂文的写作，之后基本上是每年写作合成一本杂文集。

从这个时间点开始，鲁迅就有了一个非常自信和骄傲的判断：从此以后我就写杂文了。你们说这不是文学，但我认为这就是文学。这是我能做的，我愿意做的，也是我不得不做，可以做到最好的。因此鲁迅虽然也慨叹自己的生命就“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文字”上面，但另一方面却又说自己“实在有些爱它”了。这是鲁迅的文学宿命，是鲁迅文学的“命运之爱”，即所谓amor fati：接受自己的命运，在抵近它、拥抱它、同它的搏斗的过程中创造出自己的文学和自己的人生。

观察者网：是什么促使鲁迅如此有自觉地做了这样的改变？

张旭东：原因很复杂，我的整本书几乎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当时的情况是，中国的新文学/白话文学开始还不到十年，而此时欧洲文学的长篇小说已经非常完善，宛如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卢卡奇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史诗”，是可以同古希腊悲剧史诗相媲美的艺术成就。整个19世纪主流欧洲小说写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财富和个人成长，一切都是建立在相对发达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文化的基础之上，同时建立在一个由广泛的社会共识支撑的价值和情感框架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