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清楚这一点，先得弄明白罗蒂的"民族自豪感"问题的针对性是什么，就是说，他在批评谁。罗蒂写道：

"那些要国家民族奋发向上的人必需告诉人们什么值得引以为荣，什么应该引以为耻。他们必需把国家民族的过去及其优秀人物的事迹作为激励人、鼓舞人的故事讲述出来。任何国家必需对自己的过去和历史上的优秀人物保持忠诚。每一个国民群体都依赖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为他们创造民族历史的形象和故事。对政治领导权的争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同的、有关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的故事之间的竞争；是不同的关于民族之伟大的象征符号之间的竞争"。

固欲取之，必先予之。看来，罗蒂是要拿作家和知识分子开刀了。果然，破题之后，作者紧接着点出了问题的要害：

"可是，在处于二十世纪终点的美国，却没有人为我们提供激动人心的形象和故事。美国大众文化所能激发的民族自豪感，只是一种头脑简单的军事大国沙文主义。可连这种大国沙文主义，也在一种传播甚广的观念的阴影笼罩下。这种观念认为民族自豪感在当今已经不合时宜了。无论我们的通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在描绘美国下个世纪的景象时，都带着自嘲（self-mockery）和自憎（self-disgust）的腔调"。

罗蒂举斯蒂芬森（N. Stephenson）的《雪崩》（Snow Crash）和席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的《死者的皇历》（Almanac of the Dead）两部畅销小说为例。

《雪崩》描写二十一世纪美国社会彻底公司化，政府经商，沦为二流企业，为大财团大公司跑龙套；后者则同黑手党一道主宰天下，无法无天。作为政治实体的美国就此消失。"民族自豪感"仅来自同乘大筏子在太平洋上不停漂流，伺机登陆北美的亚洲人相比，"美国人"还算衣食无虞。《死者的皇历》更进一步，不但把美国的民主描写成一出闹剧，最后政府垮台，暴乱蜂起，食品短缺，结局还想像美国白人被逐回欧洲，北美终于成了印弟安人、玛雅人、阿兹德克人和非洲黑奴后裔的家园。

罗蒂认为，这些小说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它们击中了美国人心中的疑团，即自己 的政府是否已变成大公司的代理人；是否在民主的假象背后，金钱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主人。令罗蒂不满的是，在这个怀疑的时代，美国作家不反诸美国社会文化的 精神源泉，以图激发国民改造社会的热情，而是大肆渲染失望情绪，把失望推向绝望。

罗蒂同时批评品钦、梅勒等严肃作家，说他们对今日美国的冷嘲热讽，与马克·吐温、德莱塞、斯坦贝克等早期写实主义作家对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镀金时代"的批判不可同日而语。后者高举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以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精神，批判美国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丑恶，唤起读者投身社会运动；前者表现的却是无所不知的旁观者的道德虚无主义。

罗蒂说这些"美国没落论"者都好象都是福科和海德格尔的信徒。在他们的眼里， "一部二百年的美国史，甚至自启蒙以来欧美各民族的历史，都充满了伪善与自欺。福科的读者掩卷之余大概会坚信，过去二百年里，人类的囚笼全部安然无恙，只是残酷的旧索链换成稍稍舒服一点的新款式而已。海德格尔把美国技术席卷全球视为荒原的铺展。那些福科和海德格尔的信徒只能象席尔科一样看美国，认为我们 唯一的希望在于把它尽快消灭掉，代之以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话说到这个地步，问题就不仅是几个知识分子不爱国，而是关系到美国理念和美国未来的根本了。从罗蒂的逻辑出发，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天职在于通过构造民族历史和优秀人物的叙事和形象来不断地为民族认同和立国理念增添新的活力。然而当代美国文化和思想生产却远远没有满足国家的需要。非但如此，那些"海德格尔和福科的信徒"还在一味地为国民生产羞耻感，把一份耻辱的清单（输入黑奴，屠杀北美土著，越南战争，污染自然环境等等）越拉越长，把爱国主义等同于支持美国过去和现在的种种暴行，为海湾战争叫好，为美国世界警察的行为辩护。

让罗蒂忧虑的是，在这些作家知识分子影响下，美国年轻一代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现状和文化时（比如看约翰·韦恩的战争片，或看ＣＮＮ直播美军在国外狂轰滥炸 时），会很自然地觉得自己透过民族主义宣传看到了美国的现实，并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残暴、没有人性、腐朽的国家"。

罗蒂把当代作家同早期写实主义作家之间的差别视为"民族自嘲和自憎"同"民 族希望和理想"之间的对立。不过《为美国理念的实现》并没有说那些年青人看到的不是现实，也没有为海湾战争或越南战争辩护。罗蒂话题一转，重谈起美国理念。

从左到右：林肯、惠特曼、詹姆斯、杜威

知识分子与民族认同

罗蒂直言自己的思想来源一是林肯、惠特曼的民主理想，二是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表象"，即事关"民族自豪感"的"形象"和"故事"作"后现代"式的理解。在他看来，形形色色的"美国故事"讲的是美国人经历过什么，又试图成为什么。这些故事"并不旨在准确地再现现实，而是企图塑造一种精神认同"。所以罗蒂对左派右派、新派老派谁更"真实"或"准确"地记录了美国历史、反映了美国现实的争执毫无兴趣。他要问的是，在这些故事里，美国人给自己保留了什么样的理想和希望。

在罗蒂看来，惠特曼比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和哲学家更有力地把握了美国精神，因为这位诗人"把我们民族国家的历史同人类生活的意义紧紧地扣在一起了"。在惠特曼笔下，"美国"和"民主"成了可以互换通用的词汇。罗蒂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惠特曼是黑格尔的热烈崇拜者。虽然惠特曼读到的黑格尔极为有限，据罗蒂估计不超过寥寥数页，还是友人编篡的英文二手资料，但他把黑格尔赞颂为"人类的首席教师，我最钟爱的心灵医生"，认为古往今来的思想家里，"唯有黑格尔的宏大和自由驰骋的思维配得上美国"。

罗蒂写道："黑格尔用民族 国家代替了上帝的天国；他讲述的历史是一部人类自由的发展史。在这部历史里，人逐渐明白了人只有靠自己；明白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类自己的旅程更为神 圣"。因而罗蒂说，黑格尔的历史观是惠特曼的"美国理念"的底色。惠特曼是把黑格尔哲学当作"美国传奇"的前言来读的。他甚至说黑格尔全集不妨就叫《关于 北美及其民主的用处的思辩》。

惠特曼和黑格尔一样，对抱残守缺不感兴趣，都强调不同生活形式之间的竞争和 辩论，也都相信"诗一般的阵痛"，相信"令人一愁莫展的辨证冲突，终会在前所未闻的和谐中得到解决"。两人都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在同所有其它人的较量中验证自己。这种自由的碰撞应尽可能以非暴力形式展开，但如迫不得已，以暴力的方式也无妨（如美国南北战争就是一个迫不得已的例子）。两人都坚信，这种通过斗 争达到的动态的平衡远远胜过人为的稳定。因为它寓多于一，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同黑格尔一样，惠特曼在这样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中看到了一种新的文化和新的民族认同。这就是美国。

罗蒂把杜威奉为美国精神和民族认同的另一个代言人，认为杜威和惠特曼一样， 把"美国"和"民主"都当作"人的概念的新内涵"（a new conception of what is to be human）。

根据这个新内涵，人不用向非人的（比如说上帝的）权威屈服。 事实上，"除了自由的人类个体之间达成的共识之外，本没有任何权威"。 在此，黑格尔的思想又一次为"美国理念"奠定了基础，因为黑格尔把人类生活的意义看作是"人类历史如何展开的一种功能，而不是历史同某种非历史的东西间的关系"。这对于把美国理解为"人类历史上民族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第一次实验"的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有着巨大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