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与"文化热"

同国内许多读者一样，我对罗蒂的第一印象，来自他那本《哲学和自然之镜》。 八十年代初期，此书的英文版一度在北大、社科院和复旦的青年哲学家中间流传。当时年轻一代学人，刚同二十世纪西学接上头，就碰上了咄咄逼人的分析哲学，许多人大概都处在王国维式的"可信的不可爱；可爱的不可信"的内心矛盾中。

我到北大中文系念书时，正好洪谦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出版。在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笔下，从柏拉图到尼采的西方形而上学连谬误都算不上，只是一堆无法在经验上证实或证伪、不合逻辑、滥用语法的歪诗，真有当头棒喝之感。继而产生了"原来二十世纪西方思想是这样日新月异，而我们还在十九世纪的蒙昧中摸索"的疑惑。

想归想，心里却是不服。启蒙以来的欧洲文学、思想，也的确不是分析哲学一家之言就能作盖棺之论。但如何为"精神科学"找到当代表述，却一时没有方向。八十年代中后期，阐释学、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成为西学讨论中的显学，大概都有些绕着走，另辟蹊径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话语体系出现在八十年代中国的背景或许都同分析哲学的震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中西文化讨论的整体氛围下，传统西方哲学同分析哲学代表 的当代英美哲学的冲突，又同怎样在新的格局中重建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问题缠绕在一起。

随着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缓慢积累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欧陆哲学传统， 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思想，已是当代中国人文思想的内在构成（李泽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怎样为传统找到新形式，或套用一句新儒学的口号，如何在人文学领域进行一场"创造性转化"，成了不满足于分析哲学的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这时忽听说美国科学人文学院院士、分析哲学的后起之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蒂反戈一击、试图从二十世纪欧陆和北美思想传统中开出"精神科学"的新路向，不禁受了些鼓舞。罗蒂的书，就这样跃入了视野。说来这也许只是一些哲学同好小圈子里的波澜，但却颇能反映当时青年知识界的普遍气质和问题意识。这也是罗蒂同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一点缘份吧。《哲学和自然之镜》后来出了很好的中译本，只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读它了。

再遇罗蒂

九十年代初赴美求学，此后十年里，不断有新的理论上的兴奋点，把这个当年曾觉得亲切的罗蒂淡忘了。仅有的一点印象，是这几年来他在批美国知识分子不爱国。但前不久在书店里偶然看见他这本两年前的"新"作题目，还是暗暗吃惊。 想来我就读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近十几年来一直是美国批评理论的重镇，文化左翼的风云际会之所。在这样的地方，罗蒂的声音即便传得进来，大概也只能被当作自由派的陈词滥调晾在一边。

今日美国，自由派虽在社会上一统天下占压倒优势，但在学院里，却被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同视为乏善可陈：他们是中产阶级的经院学问家，随大流而自命超脱，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性。地道的左派和右派之间虽在观点上形同水火，但就深刻的危机意识和对市侩主义的猛烈攻击上，却有气质上的相似。

英文俗语里有"两极相通"(Extremes meet) 之语。西方学院里"左""右"相通之处，似乎就在于对主流意识的批判和理论上的反体制、破规范、追根刨底，直指问题核心的架势。两边批判的都是自由派，彼此间谁也没有说服对方的幻想；但两家又都没有把自由派视为思想上的对手。因此，在美国研究生院念文科的学生， 特别是外国学生，很容易为左、右两翼，特别是左翼的声势所吸引，而漠视了学院里和整个社会上的"无声的大多数"（the silent majority）。

当然"无声"只是个隐喻。只要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或走进任何一家商业性大书店，便尽是这些"无声"的意识形态的乐此不疲的重复，让人觉得无逃于天地之间。但置身于西方学院的象牙塔，时间一长，就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味道。

接触的多是对当代美国政治社会文化持不妥协的批评态度的人，久而久之，对"主流"的态度便由怀疑到不屑，直至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好象它真的不存在，真的被"批倒批臭"了似的。我有些美国左派同事，对自由派的东西避之不及，象怕脏了眼睛。偶尔撞到我在读自由派和右派的东西，就露出不解的神情。一些自由派同事，对左派文化批评要么敬而远之，要么极尽挖苦之能事，不仅自己不看，还劝我千万别误入"左"道旁门。有时暗想，在美国，这种貌似激烈，实为"大路朝 天，各走一边"的处世治学态度，客观上倒是满有利于安定团结。

罗蒂为什么在今天鼓吹美国民族自豪感

但这时偏有罗蒂站出来说话，对整个美国知识界提出了严厉批评。不仅如此，他还"上纲上线"，把问题提到了事关美国兴废存亡的高度。

《为美国理念的实现： 二十世纪左翼思想》（Achieving Our Country -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 Century ）是罗蒂作于一九九六到九七之间的一 本讲演录，共有三篇正文，两篇附录，都曾在不同的大学和学会宣读，最后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作为"威廉·麦西美国文明史讲座"之一种在九八年出版。在第一讲 "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惠特曼与杜威"的开头，作者开宗明义，为"民族自豪感"正名。他写道：

"民族自豪感之于国家，如同自尊之于个人。两者都是自我改进的必要条件。过度的民族自豪感固然会导致好战和帝国主义，就象过份的自尊会导致傲慢。但正如太少的自尊让人怯于展示道德勇气，不充分的民族自豪感会使有关国家大计的精力充沛、富有成效的辩论难以形成。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政治筹划上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那么它的公民就必需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国家休戚与共。这个国家的历史经历和现行政策必须能在他们身上引起强烈的羞耻感或自豪感。而如果自豪感不能压过羞耻感，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就不会有所作为"。

罗蒂搞分析哲学出身，虽造过反，但对经验论和语义分析的一套，却没有全盘否 定；对种种玄学的修辞，还是颇为提防。他曾说，谁在他面前大谈抽象理论，他就会象西部片里牛仔掏枪一样本能地去腰里掏分析哲学。可用不着分析哲学，读者也明白，他在这里讲的不是民族自豪感一般，而是具体、特殊的美国民族自豪感。那么，在这个美国语境里，"自豪"和"羞耻"指的是什么，又如何理解作者"自豪感必须压倒羞耻感"的呼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