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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杨锐对话:超越西方宗教神话 透视中国宗教信仰
关键字: 中国宗教宗教信仰哲学思想信仰儒释道儒家文化基督教资本主义精神中国哲学共产主义思潮杨锐:您说到了革命,在西方,人们认为只有投票选举才能获得人民授权,而中国的天命到底来自哪里?是像沙特那样,在皇室内部传承的吗?
张旭东:当然不是。看看中国的现代史,天命当然可以通过选举体现,但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体现,比如人民革命、政党政治、参与社会大改造等等。我认为天命的体现方式不应该仅限于自由选举,那只是渠道之一,还有其他渠道。
杨锐:您认为历史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到底是什么东西抵抗着这种外来的信仰?
张旭东:我们首先必须说,现在下结论还言之尚早。以佛教为例,佛教花了一千年才真正在中国流行起来,在此过程中它受到了韩愈等很多儒家学者的抵制。
杨锐:您认为印度总理莫迪访问西安并受到习近平主席接见时,他是否了解这段历史?西安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唐朝僧人玄奘从天竺取经返回后,在此翻译经书,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开创了局面。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源自印度的佛教能在中华文化土壤里扎根?
张旭东:作为文学研究者,我在此就强调一点,看似微不足道,实则至关重要,那就是翻译。中国的佛经翻译者们不辞辛劳、一丝不苟,经过多道程序才能译好一部经书。首先有学者进行粗略翻译,把梵文译为古典中文;然后再由另一批学者将其口语化、大众化。翻译在佛教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老百姓历经数百年时间,才将佛教教义融入日常生活。佛教才成为传统智慧的一部分,与儒家和道家思想形成合流,难分彼此。这是中华文明接受吸收外来宗教文化的经典例子。相比之下,基督教总体来说至今仍是外来宗教。《圣经》和其他重要神学著作的翻译,还没有达到佛经那种程度的大众化和流行化。这是因素之一。
杨锐: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基本一直是个世俗国家,但并不完全是个无神论国家。一个世俗文明怎么能不讲无神论呢?看看基督教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除非信仰能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否则你就不会成功。中国虽然没有宗教来凝聚13亿人精神,但仍取得了繁荣。您如何解释中国的这种神话?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了孔子学院,在某些地区取得了成功,在另一些地区引发了争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旭东:这个问题很复杂,但也非常有说服力。首先,你提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那是一则神话,那是新教徒的自我主张,即只有新教徒接触到了理性,只有这种宗教形式将现代理性、冷静算计、工具理性与内心信仰结合起来才可能实现。所以现代性只有一种,那就是新教资本主义。其他所有形式都存在致命缺陷,你要么是佛教徒,要么是现代主义者,但你不能两者皆是。这完全是个神话,应当受到彻底的驳斥,我们现在没时间深入谈论。回过来讲中国,中国有另外一则神话,可以与新教神话竞争。“儒家思想让我们成为仁商,带来现代化。”我认为这则神话,反映出某些人希望照搬西方的心态。东亚四小龙确实是儒家社会,它们确实取得了成功,确实实现了工业化。但中国——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过程,一切都与共产主义政府的政策紧密相关,与儒家伦理和传统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大。
杨锐:您对最近几十年中国宗教的繁荣有何看法?
张旭东:我认为这与市场经济地位急剧上升造成的道德真空有关。
杨锐:打断一下,这种价值真空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吗?那场激进的运动宣示与传统文化决裂,破除了偶像。
张旭东:你纠正得非常好,我完全同意。我的意思是,道德真空的产生,与市场地位上升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以历史眼光来看,它与激进的反传统运动,比如五四时期学者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有关。
杨锐:回顾历史,您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否是个严重的错误?
张旭东:我不认为它是个错误。
杨锐:它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历史的……
张旭东:我也不会用“无可避免”这个词。为了使国家民族走向现代化,为了建立现代共和国,上几代中国学者们愿意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了民族独立,为了保护国家,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这是进行其他作为的基础。这其中有着他们深深的自信,只要解决了政治统一的问题,成立了强大的现代国家,中国就能重新建立起文化规范,包括恢复某些宗教传统。
杨锐: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与9·11事件有关的问题。2001年之后,美国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宣战。冷战之后,上海合作组织也在中亚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三股势力”(观察者网注:指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我的一些美国朋友对我说,“杨锐,我们喜欢中国的生活,这是个世俗社会,不带宗教信仰的基调,不像瓦哈比派泛滥的中东地区,这里没有塔利班和伊斯兰国那样激进的意识形态。”您如何看待中国人对世俗生活的信仰,这对于消除极端主义有何作用?
张旭东:我想中国还不够重视潜在的风险和危险。中国社会确实是世俗的,甚至是享乐主义的,它是现代世界或后启蒙时代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有着类似的处境。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没有采取进攻性姿态,没有试图干涉世界各国内政。然而中国内部也出现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现象。我认为中国对目前的处境和未来的方向都感到满意,直到未来出现危机或紧张局势——我无意危言耸听,但我认为中国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与西方)共同面对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危险。
杨锐:我国同梵蒂冈之间尚未正式建交,您认为这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政权是否有相关性?人们在谈论中国的软实力,说中国需要信仰,而不是一直展现经济肌肉。我们有爱国宗教组织,将来自佛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的代表团结起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形成了包容性极高的宗教政策?
张旭东:我认为中国已经非常具有包容性,这种包容是世俗的,仿佛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你要信教我们不拦着,你不要信教我们也不拦着。这表现出国家的中立态度。但我认为(与)梵蒂冈(建交与否)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主权问题。如果梵蒂冈仍然维持与台湾的“邦交”,仅凭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会同梵蒂冈建交。而且在历史上,有组织的基督教、天主教教会的传教士们被看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入中国的随从势力,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公允,人们都对西方列强和西方教会的在华传播有着历史记忆,将其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只要这种记忆仍然存在,我们的肩上就有沉重的负担,因为天主教教会的权威来自梵蒂冈,而不受中国主权国家管辖,这的确与中国的现代道德观格格不入。
杨锐:本期《对话》节目到此结束,这个话题将向公众敞开,欢迎参与讨论。本次与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的对话意义非凡,收获颇丰。下期节目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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