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之初美国政府就在“不自由，毋宁死”的原则下主动削弱政府对社会的监管权力²⁴，其中包括削弱国家对企业遑论银行的控制和监管权力，因此美国国家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国家财政，²⁵这使得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就需要资本财团的资金支持，而外交政策实施能力的大小要以从华尔街债权人那里可以借出钱的多少为前提。因此，在每次重大政策的实施前，美国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借钱。这使得美国政府从独立之日起就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它的财政得靠资本财团支持，以至于后来美国日益异化为由一小撮债权财团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²⁶如图1所示：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美利坚民族通过独立战争摆脱了英国殖民地地位的同时，又在借贷中落入了华尔街金融财团²⁷的控制：政府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使得美国政府在华尔街的债务陷阱中越陷越深且不能自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的借贷规模已大大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在嬴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成了世界的主人后，却彻底成了华尔街的债奴。

借来的钱是要还的，大规模的借贷迫使美国白宫外交政策为还钱而不是为民族利益而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中从华尔街借来的债务却不能因胜利而一笔勾销。为此必须找个理由再发动美国人民根本不需要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在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²⁸

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他“在白宫岁月告终之际所能留给我国人民的一个最有挑战性的咨文”²⁹，文中尖锐地指出了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³⁰的军工财团——即使在和平时期——需要的并不是面包而是战争，艾森豪威尔回忆道：“许多集团发现防务经费的不断增加对他们自己甚有好处。向来关心百分之百的安全的各军种，也很少对拨给它们的款项感到满意，即便那是个慷慨的预算。昂贵的军火的制造商们肯定喜欢他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开支越大，利润就越高。在潜在利润的刺激下，有势力的国会院外集团跳出来力争愈来愈庞大的军火开支。于是这种特殊利益的蛛网越织越大。”³¹

但是，能拉动军火工业的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由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华尔街“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操纵舆论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

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从而在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他们的保底——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哺白宫财政。

1940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的债务总额从500亿美元快速上升至2 600亿美元，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0％上升至历史上最高的121％。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美国逐年提高其债务上限额度，从最初的490亿美元，上升至1945年的3000亿美元。此后，在美国债务上限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低于1000亿美元的时期了。³²

今天在美国“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³³满世界耀武扬威的美国政府在国内已成了华尔街的债奴，其外交活动基本就是为了清偿债务。由图一可知，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天量借贷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基本偿还。 我们看到，正是为了还债，这期间美国外交不得不选择有悖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到越南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借来的债务基本还清，这是美国尼克松新政得以推出的前提。

但尼克松要推动新外交还得靠借贷维持，昨天的债权人是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但美利坚民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实在打不动了，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及时将其债权人从华尔街军工集团转为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从对军工资本集团的依赖转为对金融资本集团的依赖，美元的支撑点从军工转向石油。

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的着眼点主要是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利润表现而不再是军工集团的利润表现。里根时期美国对金融集团的依赖大幅深化。美国财政赤字高居不下，里根政府策划并推动了苏联解体，使美国从中获得超额“浮财”，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1992年后，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下降。在1998年至2001年间，美国财政已有盈余。如图2所示：

为了保证美元在世界原油价格的独控地位，2001年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反抗中陷入困境，由此美国政府失去了对中东石油的专享权力。

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部分撤军，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债也大幅飙升，财政赤字更是断崖式直线上升。此间，美国政府对华尔街从以前的相对依赖变为绝对依赖：财政赤字的不断积累，导致了美国政府债务不断攀升。

截至2012年底，美国政府的净债务累计达到13.11万亿美元，政府净债务对GDP的比率达到83.77%；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总债务累计达到16.78万亿美元，政府总债务对GDP的比率达到107.18%。³⁴如图3所示：

由图三可见，截止2016年，美国政府总债务与GDP的比重已接近美国历史的最高点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水平（参考图一）。问题是1945年美国政府大举借贷是为了打赢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2016年的高债务率是为了非正义的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同一形式下却是完全对立的内容。

至此，美国在短短三百多年里从欧洲的造反者、北美的创业者最终竟异化为华尔街的债奴，美国政府从一个独立自主的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异化为华尔街债权人服务的买办集团，并于20世纪下半叶从军工帝国主义转变为以金融产品赢利的帝国主义，列宁称这样国家为“高利贷帝国主义”³⁶，不同的只是，当时列宁说的是法国，现在轮到美国来扮演这个角色了，而美利坚民族这一时期也就整体性地——回归到当年犹太人“夏洛克”的老本行——转为高利贷民族。历史的发展印证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结论：自1980年即里根之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精神在美国合二为一了。³⁷

三 美国的蜕变：从一个向上的正常国家向帝国转变

（一）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³⁸

黑格尔这里说的“理性”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规律，是上升的因素。当事物发展进入它的否定阶段后，它就是反“理性”的和不“现实”的了。³⁹今天的美国已与理性相悖，进入反理性存在，其自身的否定因素已大于肯定因素，用黑格尔的话说，它已“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⁴⁰。

即使如此，我们研究美国也不能有片面性，美国今天的腐朽性是从昨天的进步性来的，找不到美国否定因素的规定性即进步因素就说不准今天美国腐朽和没落的本质。

黑格尔还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恶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为恶而恶，即希求纯否定物本身，而总是希求某种肯定的东西，从这种观点说，就是某种善的东西。”⁴¹

黑格尔这句话的深刻性在于我们不能够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当前美国的事物，这也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时采取的态度。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⁴²今天我们对美国的研究也不能用有色眼镜，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揭示出美国曾经历过的一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⁴³

事实上，早期美利坚民族全体是向善的，与其他民族——比如早期美国人决心摆脱的不列颠民族——不同的只是，美国人选择的这种“善”即不受约束的和放任的自由原则所产生的必然性使自己比较快地从自由走向被奴役，从进步走向反动。

（二）共命运：犹太教与清教联袂登上新大陆

在此，笔者还是要再提索罗斯，这是因为，索罗斯身上有两个附在今天美帝国身上的重要符号，这就是高利贷和犹太人。有人说“不了解清教徒的思想，就无法了解美国”⁴⁴，沿着这个深刻的见解，同样也会发现：不了解犹太教，就既不能了解清教，也不能了解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