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基本的关系，其间虽变化万千，但并非无规律可寻。在目前气候问题成为人们广泛讨论的话题的今天，笔者在本书（《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想讲的就是，只要团结奋斗，人是可以胜天的。

一、我们决不能“站在自然界以外”来看待我们的历史

历史愈是久远，人类就愈接近自然，人类活动的轨迹就愈贴近自然变化的轨迹。

1645年至1715年全球气候进入一个新的“小冰期”（即“蒙德极小期”[1]）。由于天气极端寒冷，中国农牧经济陷入极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从东北关外向关内层层横压下来：关外有努尔哈赤势力的南压，关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大军的北攻。1644年明王朝在南北夹击中覆灭，同期欧洲也发生了几乎波及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648年战争双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2]，此后欧洲被“和约”确立的“主权”原则撕成碎片。以前至少形式上还将欧洲大部分地区统一起来的神圣罗马帝国，这时变成了一个个坚持主权不容侵犯绝对原则的民族国家——这段历史仍让如默克尔这样以欧洲统一为使命的政治家们心痛。

1512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版图

这种自然变迁和人类的历史变迁轨迹如此贴近的案例，只是漫长的古代历史中的一个瞬间。如果经历了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或在电视中看了日本东部沿海生命被翻卷而来的海水大规模吞没的场景——这在人类大历史中更是很微不足道的插曲，我们就不会低估自然变化对人类及国家发展的影响；就会知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决不能“站在自然界以外”来看待我们的历史。恩格斯说：

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

二、人定兮胜天

我们常说“人是自然的产物”，确切地说，人是自然压迫的产物。黑格尔说：“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4]同样的道理，如果远古气候气温不变、森林不减的话，我们人类可能还是那些攀岩爬树摘采果子的猴子。

当然，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并非只是被动地存在。“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是人类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欲与天公试比高”[5]即与自然抗争的前提。因此，我们在承认自然对人类社会的绝对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尽管只是相对存在——的反作用。毛泽东说：“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6]环境压力愈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愈能调动和激发出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定胜天”。

但是，人定胜天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人的组织性及建立其上的统一性。斯大林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7]，这是由于民族是有组织的存在。统一性是检测组织性水平高低的关键指标，也是造成民族强弱差异的关键。有组织的人群叫“人民”，没有组织的人群叫“流民”，统日益增长的流民是瓦解中国历史王朝的主要的力量。这方面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8]

人类诞生迄今既经历了大冰期，也经历了大暖期及由此引发的海平面上升的“洪水期”。每次灾变过后，人类都产生出更加强大的抵御自然灾变的能力。

距今九千多年前由大暖期引起的海平面上升，至距今六千多年前达到峰值。东海海水西侵，逼迫东夷部落在蚩尤的率领下向西进犯并与炎黄部落开展了生死大战[9]。蚩尤部落西犯失败后的归顺，促成了崇拜龙的黄帝部落和崇拜凤的东夷部落的大融合——今人所谓“龙凤呈祥”即是对这次大融合意义的事后描述。海水的西侵也迫使中原先民广泛开展治水活动。治水是当时中华先民面临的事关生死的首要任务，各部落为此赋予治水领袖以绝对集中的权力，这便造成了华夏各部落组织权力向更大的组织系统——国家——集中。因此，可以说大禹治水催生了中国最初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版图，而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国家只不过是公元前21世纪大禹建立的夏国家的深化和扩大。

从舜时的部落联盟到夏国家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说：“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10]

汉初天寒逼使北方匈奴南犯，中国两汉奋起反击，这使中国在随后的世纪里避免了罗马帝国之后欧洲政治版图出现的碎片化的趋势：3-5世纪，世界气候转冷[11]，全球北方部落被迫向暧温的南方迁徙。这在中国——由于两汉的反击迫使匈奴西迁——仅造成三国两晋南北朝及其间的五胡十六国[12]的混乱，而在欧洲则导致罗马帝国的灭亡及迄今仍令欧洲人痛苦不堪的碎片化版图。

罗马已建立的大一统组织体系的瓦解，是造成罗马之后欧洲发展落后于东方中国的关键[13]。故此，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在分析公元前58年至公元107年的历史事件后认为：“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