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8. 斯大林面对核讹诈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对加速战争结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关于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有一段很能反映三人性格差异的插曲。杜鲁门和丘吉尔本想以为有了可以讹诈斯大林的“绝对武器”，并以此逼迫斯大林在波茨坦会上服软，结果却是自讨没趣。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天的日记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当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史汀生发现首相“极有兴趣并大为振奋”，但他“强烈倾向于”反对将这消息告诉斯大林。[51]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说：

我们可以不需要苏联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要依赖他们大部队的涌入，进行最后持久的屠杀。我们无须再乞求他们的恩惠。[52]

此时的丘吉尔大有一种想看斯大林难堪并由此得到快感的心理，他写道：

第二天，7月24日，在我们的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大家都从圆桌边站起来，并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准备离开。我看见总统走向斯大林，单独谈起来，只有翻译在边上。我离他们大概5码远。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谈话，我知道总统要说什么，我要观察的是谈话对斯大林的效果。我现在想起来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看上去很高兴。一种新的炸弹！威力特别大！可能对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作用！多么幸运啊！这是我当时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原子弹显然并不占有什么位置。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的世界事务中的革命有一点了解的话，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的回答最简单不过了：“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当然，我没有技术上的知识。我能否派核科学方面的专家明天上午去拜访你们的专家呢？”但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愉快和亲切。这两个掌权人物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在等汽车时，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身边。我问他：“事情进行得如何？”他回答说，“他始终没有提一个问题。”[53]

丘吉尔的记录与杜鲁门大体一致。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录道：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54]

时任远东事务主要顾问的波伦的观察与杜鲁门一致。他回忆说“斯大林的反应是那样随随便便，使我对总统的口风是否已达到目的有点怀疑”[55]。哈里曼回忆说：“我们在谈论日本和原子弹时，莫洛托夫一面端详着我，脸上似笑非笑，一面说道：‘你们美国人想保密就保密吧。’他说话的样子使我确信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了。”[56]丘吉尔对斯大林无动于衷而非常失望。他只能归因于处在“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的斯大林“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朱可夫对这段插曲作了重要的补充。他写道：

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但是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据外国记者后来报道，在透露这一消息的瞬间，丘吉尔的两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着他的反映。然而斯大林并未显露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以至丘吉尔和英美的其他许多作者后来都认为，斯大林大概的确没有懂得所透露给这一消息的重大意义。

实际上，当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B.M.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B.M.莫洛托夫听到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笑着说：“让他们抬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57]

1945年4月5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随即准备对日作战。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在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当天，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日军发出通牒，要日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苏军投降。8月20日，关东军开始向苏军缴械。至8月30日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苏军对日作战结束。

事后，丘吉尔也意识到原子弹用于结束战争的作用并不象自己想像的那样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认为日本的命运已由原子弹决定了，那就错了。它的失败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已经注定了；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注定了它的失败。仅是海上力量就让我们有可能夺取海洋上的基地，从那里发起最后的攻击，并能迫使它的京都军队不战而降。[58]

1639. 事后看来，张伯伦选择希特勒作为战略伙伴，在认识对手问题上犯了“秀才见了兵”的错误，张伯伦忘记了一个一无所有却又手持板斧的乞丐在财主家门口是不可用点剩饭就能随便打发走的道理。除此之外，如果我们看看丘吉尔接替张伯伦之后的政策和二战结束后欧洲屈膝于美苏脚下的政治现实，就不能不说，在基于欧洲和英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上，张伯伦的思考是极为深远的。《英德宣言》签署的当天，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伦敦，“在白金汉宫受到英王接见后，驱车来到欢声鼎沸的唐宁街。他应人们的再三要求，在唐宁街10号2楼窗口讲了话”，说：“我的好朋友们，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体面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唐宁街。”在群众欢呼后，隔了一些时候，他对听众说：“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们由衷地感谢你们。”[59]下院的一些议员们甚至争先恐后地去吻张伯伦的手，或抚摸他的衣边，气氛之热烈达到了顶点。[60]可以说，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张伯伦在英国的政治地位——尽管在下院也有不少人反对——几乎不可动摇，以至在德国撕毁慕尼黑协定开进捷克后，面对英国朝野狂潮般的批评，张伯伦理直气壮地质问说：

我可以提醒你们，在第一次宣布我出访时，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对于这一努力，人人都交口称赞。只是在后来，当最后的解决方案使某些并不全然赞赏这些事情的人开始感到失望——只是在那时，才开始了攻击；即使在那时，所反对的也并不是访问本身，而是解决方案条款。[61]

张伯伦说的完全是实情，关于这一点，在1938年10月2日苏联驻英全权代表迈斯基就《英德宣言》在欧洲及英国国内的反响发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中得到反证：

国内的情绪开始有些变化。在头两天，虽然在比较严肃的政界人士包括保守党人中很快就表现出不安以及对于慕尼黑协定的条件和局势的担心，但广大群众以为成功地避免了战争而充满了盲目的兴奋。很有意思的是，《每日电讯报》和比弗布鲁克的报纸一开始就持冷静态度，甚至是批评的调子。所有“左派”报纸（《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先驱报》《新闻记事报》《经济学家》等等），迅速地、软硬程度不同地对四国条约进行了抨击。现在，庸人们开始安静下来了，而来自比较有见识的阶层的怀疑和抗议在增长。由于和张伯伦政策不一致而引起的海军大臣达夫·库珀辞职，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尽管如此，现在首相不仅在保守党内拥有压倒多数，而且还在选民中拥有压倒多数，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新的选举在最近几周内举行，张伯伦将可以有把握指望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还指望扩大目前在议会中的多数。[62]

苏联是对慕尼黑协定所持的批判态度最激烈的国家，因此，关于这个协定在英国的反响的情报不会有夸大之嫌，而英国人民对这个协定的支持也不完全是“盲目的兴奋”，而是对张伯伦战略思想尝试——尽管失败了——的认可和支持。

1640. 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是头脑清醒而又不由自主地走向坟墓的人，法国总理达拉第就是这样的人，而戈尔巴乔夫则是无知且快乐地将国家送入坟墓的人。

1641. 幸福有两种：一种是掌握自己命运时的幸福；一种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作为交换而产生的幸福。记得曾有人提到“野猪的自由”，这实际上讲的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产生的幸福。与野猪相比，能够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家猪，尽管活得（甚至死得即被屠杀的条件）非常现代化，但它却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死。难道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文明”及由此产生的“幸福”过程吗？当然不是。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确实有相当一些人沉浸在所谓“现代文明”的混汤中不能自拔，按着西方人的意愿自己拔掉自己那些看起来不太“文明”的利齿（即国家和民族意识），幻想以更“文明”的形象，使西方人满意，从而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种幻想在戈尔巴乔夫那里曾达到忘我的程度，但在普京时期却彻底地被俄国人所抛弃。今天的俄国人开始脚踏实地，开始运用在西方人看来不那么“文明”的军事手段成功地解决了与国家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与此相反，南斯拉夫多年来已使自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成就在世纪末战败的瞬间却化为废墟。

1642.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告诉斯大林：“英国人希望法国成为一个拥有20万军队的强大国家，如果德国发动新的侵略，这支法国军队就必须承受第一次打击，并且在英国人还未召集部队之前，守住阵地。”斯大林答道：“这话说得好。”[63]

1643. 丘吉尔与张伯伦相比：前者考虑的是地区安全，后者考虑的是全球霸权；前者以德国为对手，后者以苏联和美国为对手；前者着眼于眼前判断，后者着眼于长远判断。事后的历史进程证明：欧洲制服了德国，却丢掉了世界，尽管丢得极不情愿和极其痛苦。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64]这句话透出此时的丘吉尔已有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也可能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对张伯伦“任何安排都比打一场世界大战好；万一发生世界大战，整个欧洲就会毁灭，无论战胜者或战败者都将沦为世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65]的话有新的理解。

1644. 历史真的没有假设，如果1939年初的日本能够预见德苏于当年年底会握手言欢的话，日本可能就不会做出与德国结盟的选择；进而言之，如果日本又能预见到德国在与苏联言欢后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又挥兵入侵苏联，日本就不会急于做出南下打击美英的选择。我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可对1939年的日本而言，时间则是国运。不幸的是，这时间上的幸运点竟怎么也对不上日本的幸运线。

1645. 对德战略方向的误判使日本对其发动的侵华战争前景充满美妙的幻觉，但当历史的必然性迫使日本不得不与对苏战略相背离时，日本在战略上就陷入患得患失、首鼠两端的困境。以至德国“里宾特洛甫外长说日本不想搞协定，而且怀疑日本是否想拖延”[66]；日本驻德大使大岛也埋怨日本政府“签订协定的谈判因我方决心不定，方向不明，从而徒寄希望于德意，拖延了事态的发展，损伤了他们对我方的信赖”[67]。从后来的结果看，是希特勒迫使日本极不情愿地就范于其反英战略的。所以，希特勒将日本人比作“一些受骗的猴子”[68]，这对日本政治智慧来说的确是极大的讽刺。希特勒说这句话的时候，日本与苏联在诺门坎鏖战正酣并对即将签署的德苏友好条约一无所知。希特勒当时的主要敌人是英国，至于反苏，在希特勒——其实也包括斯大林——看来那也是若干年以后的事。因此，希特勒并没有将德苏和解的信息提前会知日本，其目的在于：利用日本对苏联的压力迫使苏联对德作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另一方面，也希望用这种先斩后奏的方式迫使日本将其目前的反苏目标调整到德国、意大利的反英方向上来。

1646. 1939年的日本真是祸不单行！美国刚刚终止航海商约，在诺门坎日本又遭重创。8月20日，苏联军队集中飞机、坦克和重炮的优势兵力在诺门坎对日军发起总攻击，对日军形成大包围。日军近16000兵力，结果死伤近13000名，伤亡率达76%。日方和苏方对日方的损失有不同的估算，“但不可否定的是，在诺门坎事件中日军的损失非常惨重是历史事实”[69]。诺门坎事件是日军在没有德国策应的条件下独立执行“反共产国际”战略的试探，日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且没有得到其盟国德国的同情。这些均对日本国内北进派的信心是沉重的打击，事实上，日军在诺门坎测试出来的德国反应是冰冷的。此时的希特勒对日本已厌恶之极。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高级军事会议上告诉他的同事：

天皇相当于末代沙皇，懦弱，胆怯，无主见，但愿他为革命所淹没。我同日本的合作决不会受到欢迎。往后我们将在远东和阿拉伯策动骚乱。我们应想到我们是主人，而这些民族充其量是一些受骗的猴子，他们想要尝尝皮鞭的滋味。[70]

将希望寄托于德国而又不北不南的外交彷徨的恶果终于显现了。就在希特勒发表上面讲话的第二天，即8月23日，德国在事先没有通知日本的情况下与苏联缔结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给《反共产国际协定》签字国的日本政府无疑是当头一棒。

1647. 1959年10月18日，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当客人说到日共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要加强人民的斗争时，毛泽东说：“今天的问题是美国压迫的问题，民族压迫的问题，要把垄断资本看作是美国的走狗和工具”。“岸信介[71]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因为第九条束缚了他进行扩张，他要复活军国主义。你们党提出和平和独立的口号，这是最合乎实际情况的。日本垄断资本有参加过战争的经验，他们是要搞战争的，这就是他们倒向西方的原因。”“发展下去，日本是不会安心于半独立状态的，是有野心的，要起变化，要闹独立性。现在世界就有这么几个资本主义大国：美、英、法、西德、日本。所以，可不能看轻日本。”(《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册，第217～218页)

1648. 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时说：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72]

1649.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医务人员谈到买来两套医书是普及性质的，但可能与中国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泽东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医务人员说：有些是应该戴的，例如做手术，不戴，怕医生口腔、鼻腔的细菌传染病人伤口。）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1968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1970年6月26日，周恩来将上述谈话的整理稿委托汪东兴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暂不发表，将来再说。退东兴同志存。”[73]

1650. 1965年7月16日，毛泽东阅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关美术院校使用模特问题给江青的信。毛泽东在信末批注：“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