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互动

观众：孔子在《论语》中提到了一些不同的治国理念和策略，比如说“君子和而不同”，强调的是领导者在保持个体差异的同时实现和谐统一。所以我想问的是，古人的这一经典智慧在当今如何被应用在国内外的一些政策上面？谢谢。

张维为：我们不久前在北京参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习近平主席发表了演讲，简单地概述了这段历史，背后就是“和而不同”的理念。因为当时的国际背景是整个南方世界——亚非拉国家内部有各种各样的制度，但究竟能不能形成一种团结的力量，一起来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最后做到了。

我们参加会议下午的论坛，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有一点讲得非常好，他说现在回头看70年前提出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催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带有全世界影响力的不结盟运动，这个运动很大程度上可能使我们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他又讲了一点，说70年前这五项原则诞生于亚洲，背景是亚洲国家的文化强调“和”，强调“和而不同”，现在看来今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还要依靠亚洲。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到位。我发言时就讲，欧洲现在失去了和平，失去了发展，但亚洲，特别是中国和东盟过去四五十年没有战争，大家都在聚焦发展和繁荣，这个代表未来的方向，背后就是我们遵守基于和而不同理念的五项基本原则，而欧洲没有遵守。

范勇鹏：我非常同意张老师讲的这个观点，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并不是说“和”了我们就完全不要“同”，这一点反而是今天我们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恰恰也是今天这个世界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强调“和”是一个目标，但是“和”的目标的达成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同”的。比如西方社会现在爆发出的各种身份政治，当一个社会因为这些东西导致连基本的“同”都没有了，更不要讲“和”了，最后一定是乱。所以我们《中庸》里有一句话，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们不强调大家一定要“同”，强调的是“和”，但是前提是大家要“发而皆中节”，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共有的价值。

如果大家真的走到连基本的对话交流的东西都没有，社会被细分成各种各样的群体，各种身份互相乱斗，最后唯一获益的是谁？就是少数的阴谋家、少数的统治集团。他们会利用这种方式把人民分而治之，挑动群众斗群众，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一个东西。实际上这些年在我们的互联网上，也有很多人或是有意、或是无知跟随地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是要高度警惕的一个东西。

张维为：上次芒克论坛那个主持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你说‘文明型国家’，那你们怎么看待现在西方的身份政治，中国有没有身份政治？”

我说，我理解西方的身份政治是个人原子化文化传承衍生出来的，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个性，强调我与别人不同。我当时没有跟他讲，这样的原子化社会在21世纪将是难以运转的，作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它太缺少整合能力。

我接着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的文字跟西方语言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求同存异的语言。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所有和水有关的东西，加上三点水，比如江河湖海洋；和金属有关的东西，加上金字边旁，如金银铜铁锡。为什么？就是我们祖先在创造文字的时候，他就考虑在这么复杂多变的世界上我们要强调所有物质的共性。

现在证明这种思维传统是多么地重要，尊重我们自己的传统，在出现矛盾的时候多强调共性，强调大家共同的地方，这是我们政治文化基因里的东西。从这个角度处理各种矛盾，效果会好很多；否则像中国14亿人的大国，都强调“差异”的话，整个国家都要解体的。

图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视频

观众：《尚书》“天下为公”中的“天下”，在我们现在全球化背景和多元文化下是否仍然起到作用？我们现在谈到的“天下”，是否包含其它国家？

张维为：我们国内有一位学者，叫赵汀阳，你可以读读他的东西。他基本上就认为，中国这个“天下”概念有地理的一面，现在整个世界也可以叫天下，这个没有问题。关键是，政治上，这个“天下”概念怎么落地。他借用的就是西方经济学里面的一个概念——“帕累托改进”。它的基本道理就是，你一个人的利益可以变得更多、更好，同时其他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这就是个基本的改进，而这个改进人家不会反对。

他同时又提出“孔子改善”或者“孔子改进”，用儒家的观点。也就是说，我推进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可以带动其他人的利益共同推进。他说自己的这个概念更加包容，更加能够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换句话说，“天下”这个概念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还是能够发挥很多作用、给人以启迪的。

范勇鹏：“天下”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概念。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始终是有不同维度的，有现实的维度，也有想象的维度。

简单地回顾历史，比如像上古时期讲的“天下”，它主要是一种现实的关切，比如《尚书·禹贡》里边都讲到了中国的政治秩序的空间、范围是一个同心圆，比如叫“五服”，有的文献里边叫“九服”。它一圈一圈扩大之后，这个文明的厚度、浓度是在不断稀薄的，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到了荒服，甚至荒服往外，实际上就是世界了。但是中国人在情怀里边把这个当成一个“天下”，没有把它分得那么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文化讲究的是“无外”，至大无外，我们都是能够把它容纳进来，但是我们更关切的是我们能够起作用的这样一个空间。

到秦之后，随着中国人知识的发展，已经知道沿着河西走廊往那边走有西域，东南亚我们也都已经开拓了，所以这个时候原有的“天下”概念就变了，更多变成一种对世界的想象，但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狭义的“天下”。

到了近代，有个巨大的变故，就是西方世界以一种所谓平等的文明，甚至比我们某些方面还强的一个形象出现了，那么中国人脑子里就产生了如“万国”这样的观念，“天下”这个观念大家就谈得不多了，但实际上它里边包含的意义、价值依然在。

今天，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日益实现，我们到了重新把“天下”这个概念拿出来，用来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时候了。实际上这些年我们的很多倡议，比如“三大全球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都是现代意义上对“天下”的一个新的阐释。

观众：对中国典籍中的一些智慧，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就能够理解并且接受它，但是西方人跟我们有着不同的成长和生活环境，我们如何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呢？

张维为：我们中国研究院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是想通过原创的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研究，把中国和世界说清楚，还要把中国话语推向社会、推向全世界。所以我们即使讨论一个古代的概念，往往也力求用一种国际化的方式表述出来。比方说，我们讲“选拔加选举”，我说选拔源于包括《尚书》里边提到的“选贤与能”，也就是“选拔”，选举更多有西方的因素，我们讲中国的制度特征是“选拔+选举”，这样一讲人家都能听懂。

范勇鹏：文化基因是一个比喻式的说法，它是可以学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是比较乐观的，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需要，那么他就会主动来学。

但是，我们自己的传播、普及、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大家可能经常在自媒体上能刷到一些国学的视频，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学班、读经班，但是它里边有很多东西是商业性的，比如修身养性、为人处事，这个东西很重要，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从来不是核心，中国的核心其实是正道，是怎么给天下万民提供一个政治秩序、能够让四海享受到好的生活，这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东西，需要我们花更大的力气来传播、来教育、来培养。

另外一点就是语言的转化、语言的总结。其实我们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我们的政治生活里边有很多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个人提一个倡议，就是今天我们可能需要去创造一种新的经典，比如像《尚书》这样的文体，我们应该把好的宣言、文献整理出来，编成新的经典文体，让它便于传播。

最后一点，我们从内心深处要有一种自信：近代以来，我们把很多东西打倒了，有些是有必要的，但有些宝贵的东西，我们当时为了现实的目标把它也打倒了；今天要基于自信，基于现代的科学精神，重新来检讨。

我最近一直在读《毛泽东年谱》，我读到1921年毛泽东同志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写的一个宣言，当时他就提出来，要取古代书院形式纳入现代学校内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古代的、传统的一些东西，要把它重新披沙拣金、去除糟粕，把它现代化，为今天所用，这样它自然就能够有助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播。

张维为：我补充个例子，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在非洲，一个中企主管用带着河南口音的英文自信地与非洲同胞讲解新质生产力。这背后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他就讲中式英文，人家也能听懂，背后是思想本身的力量。当然，要结合当地国家的实际来传播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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