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范老师的演讲中也讲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佳实践范例的集大成者就是全国两会。全国两会那么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带着各种各样的提案、议案，放在一个全国性的平台上来讨论，可能慢慢就会形成全国可以推行的方案，这真的是一个民主实践的过程。

范勇鹏：观察两会确实能看到我们民主制度有很多特点，比如说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制度是在主动地去收集人民的意见。这跟很多国家不一样，很多国家是靠搞社会运动或者通过国会。

我们中国是制度主动地切入到人民中间去，就像我们党讲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包括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的时候，当时就是习总书记到上海虹桥街道的一个叫基层立法联系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制度的体现。

我们现在全国大概有500多个省级的联系点，5000多个市级的联系点。它就是在基层来负责，就像一个毛细血管一样来吸收社会各个方面的声音。

当然不仅如此，我们每次草案提出要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我们的媒体会主动地去报道很多立法的草案，引起大家一起讨论。包括到了两会之后，你看我们还有代表通道、委员通道，我们的代表委员可以通过一个很好操作的手机平台反映出自己的意见。总体上，我们看到这个全过程绝对不是一个虚的牌子，这个过程所有的环节是全的，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反映是全的，最后体现的结果也是全的。这一点是我们很重要的特色。

张维为：实际上，刚才勇鹏讲的虹桥街道的这个实践是很重要的，我们做过这个节目。他们当时就举了一个例子，因为立法过程在西方国家跟老百姓没有直接关系。他是一拨人自己在弄，弄出来就是sell to the public，出售给公众。

我们是法案的草案一出来，就直接放到基层立法联系点，直接听区老百姓的意见，而且要原汁原味的语言，不要加工过的语言。比方说《反家庭暴力法》，原来草案里面指是男方对女方的暴力。后来百姓反映实际上有不少家庭的问题是孩子对老人的暴力，所以这一内容就加进去了。

马可：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很少看到一个政府如此重视人民的意见，即普通民众的意见。

回到西方对民主的讨论。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拜登在 2020 年的最后一次竞选花了多少钱。几个月的竞选活动花了144亿美元。这钱不是众筹来的对吧？这不像每人给我5美元，而是真的是有钱人在买单，当然，我知道是谁，就像付乐队钱就可以点歌一样。

所以基本上，西方民主就像一场好莱坞真人秀。这与讨论无关，也与做什么对经济最好无关，或者是什么对国家最好，什么对人民最好无关，而是谁的那两三个口号最好听，更不要提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我们的现状是大公司可以操纵票数、影响选举。

前几年，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的丑闻，它们暗箱操作了特朗普的选举和英国脱欧投票。就在几周前，一家以色列大公司还承认，它们去年操纵了30多场选举。这不叫民主吧？民主这个词（democracy）里面的“demo-”的意思是人民，“-cracy”是权力。但是我们现在在西方看到的是财阀政治（plutocracy）。 “pluto-”代表富有，即富人的政府，由富人构成，为了富人，代表富人的政府，而不是人民。

【观众提问】

观众1：目前西方的政客和媒体常常将民主作为一个攻击我国政治制度的工具。那么我国推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是否存在联系？在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行过程中，还存在什么痛点需要我们去解决？

张维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很简单回答，十几年前，我跟“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福山辩论时就讲过，我说我们从西方学习了不少东西，但是我们眼光是超越西方模式的。我们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我们早就把西方制度的长处和短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要超越它。

举个简单例子，我说中国产生领导的方法是选拔加选举。选拔源于我们自己历史的传承，包括科举制度等等。我们是全世界最早发明文官考试制度的国家。选举是从西方借鉴来的，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效果就比西方的制度好，是超越它的，因为我们太了解西方制度的长处和短处，现在它的短处越来越多地压倒了它的长处。

范勇鹏：我再补充两点，西方的民主经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造之后，实际上就变成一个形式化的东西。它只是看起来是民主，但实际和人民的利益脱节了。我们中国民主有很强大的两个传统，一个是我们三千年的民本传统，一定是以人民为本的。另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两者决定了我们的制度是不会“飘”的，不会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的福利，人民的意志，高高地飘上来变成精英、权贵、资本的力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传统的智慧非常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大国在政治选拔里面临两个问题，咱们今天很多人讨论的时候是不区分的，一个是最高权力的选择，一个是具体的治理国家的权力选择。那么最高权力的选择，我们从上古时期看，中国人讨论，特别是在西周之后，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叫“息争”方式，尽量不让它发生严重的斗争。大国一旦发生斗争，这个后果非常可怕，所以它中央权力一定要高度的稳定，高度的凝聚。

同时在执行层面，它要选贤任能，一定不能由比如血统或资本或宗教等各种各样的力量来控制它，而从人民里边选拔最能干的人来做，这是一种科学管理的思维。

西方现代民主有一个问题，它把这两个逻辑给混在一起了，用选总统的方式来选州长，也来选市里的议员。最后导致它从制度的设计上，用一种非专业的方式来选拔人。从它的选举，把它发展到选拔加选举，其实就是解决这两个逻辑的问题。实际上西方的民主到今天还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个逻辑问题。

马可：现在大多数所谓西方“民主”国家，你看看还有多少人会去投票，不到50%，有点甚至40%，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选了也没什么区别。我可以投票给这个人或那个人。但到头来，政策还是一样，政策对人民没有好处。

观众2：两会是我们三年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非常重要的一场全国性的会议。它对我们推动经济的复苏发展有哪些看点？

张维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主要国际机构的预测，除了中国以外，几乎都比较悲观。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整个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在0到1%之间的增长率，而给中国是5%左右，4.5%到6%的增长率，所以中国一定是世界增长机会最多的国家。现在有些人在讲中国的外贸不行了，因为外部情况相当糟糕，我一个同学今天刚发了一个照片给我，法国一根黄瓜20块钱人民币，这样的通货膨胀，他们还有多少钱买东西？所以外部的需求是减少了。而中国还是机遇最多的国家。而且我觉得，中华民族的特点是勤劳，中国人总是动脑筋，总去发现机遇，总想改变自己命运。

范勇鹏：刺激经济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其实提到了很多条，包括扩大内需，加快产业体系的建设，扩大对外资的使用等等，列举了很多方面。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咱们好多制度、体制的改革，其实也跟经济工作密切相关，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比如说我们的大数据局这样一个机构的设置，现在确实人类进入了一个数字经济的阶段。现在国家数据局的建立，我个人认为可能将对数据产业的发展会起到火车头的作用。

北京海淀区，两位老人在进行志愿服务活动。图自新华网

包括像老龄工作改革，老龄化确实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老龄化不仅仅是花钱的事，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产业。这次老龄委的表述我觉得都很有意思。比如促进我们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的发展，其实都是对我们未来整个的宏观经济有推动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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