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环节

观众：十年前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有理说不清、说了也传不开。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作为一批网络原住民为我们的国家发声的时候，有哪些力所能及的、有价值的、容易传得开的事情呢？

张维为：做一点自我推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是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试点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话语的研究、资政、传播，实际上我们做得还不错，现在有理说得出来了。《这就是中国》这个节目解决了传不开的问题。

现在证明通过我们十来年的努力，在国内已经传得非常广了，这个节目现在影响也很大，影响力也在扩展到海外去。周恩来总理当年在重庆的时候就是很小一个团队，但他可以对付整个国民党的宣传机器，西方记者对找他趋之若鹜。他自信自己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代表着真相和真理，就靠这个自信心还有巨大的人格魅力。我们也是非常坦荡的，随便什么媒体记者采访，我们都开放的。

过去不敢谈人权，现在我可以很自信地谈，过去民主不敢谈，现在民主可以很自信地谈。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对中国话语的围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厉害，但这不是坏事情，这是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我们感到最高兴的，就是通过这次疫情防控，我们人民经历了又一次思想解放，我们的年轻一代真的开始平视乃至俯视西方的一整套的制度安排。

“在我的生长环境里，爱国和国旗合影以前会觉得不酷，”一位中国网友在谈到年轻人的爱国热情时写道。“现在不一样了。”（图源：纽约时报）

范勇鹏：对，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状态，我们年轻人在网络或者海外讲好中国故事，其实已经很容易了。第一，就把你真实的生活原汁原味地讲给别人，通过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介形式，比如短视频、自媒体把它传播出去，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事情。第二，对于西方一些攻击、诬蔑、抹黑中国的东西，我们年轻人应该有一种自觉性担起这个责任，在国际上发声。

最后一点，我们年轻人现在眼界开阔、知识丰富、外语好，在一些外语平台上可以更多地去和别人辩论。比如现在很多社交媒体下面大量的回帖印度人比例特别高，为什么？因为印度人的英语可能比较方便，我们的年轻人在里边相对少。我觉得让我们的意见通过这种评论、辩论输入到各种国际主流或非主流的社交媒体的跟帖评论里，表达出我们的声音，很多东西就很自然地流淌出去了。

张维为：范老师前面讲到印度。我们最近看到一个公开的研究报告，印度通过特殊的安排做了大量虚假的所谓智库和媒体，基地在欧洲，造了大量的谣言，主要是反华和反巴基斯坦，很多是英文的，也有不少中文的。通过印度自己官方的一些比较大的新闻社播一下，就洗白了，然后继续病毒式地扩散。

这些都是我们互联网斗争中需要注意的。网络斗争是我们日常生活、国际传播中不可避免每天都会碰到的。5月份台湾两次大停电，骂共产党、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帖子少了很多，就知道背后台湾的网军是谁在操作。

主持人：在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上，其实我们的年轻人是敢于斗争的，而且他们的斗争也是嘻笑怒骂各种方式都有，张老师说现在其实已经是西方的话语体系围剿中国最厉害的时候，但我们还是看到年轻人的淡定。也希望大家越来越多、越来越积极地参与这种斗争，不要害怕。

观众：美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其实是一种前工业时代的政策设计，明显已经落后于当今的生产力发展，又囿于它自己本身强力的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把控难以改变。在未来，我们如何通过政治制度设计来完成中国自我的不断革新，避免美国今天今时今日的这种困境呢？

张维为：我总觉得政治制度要进行国际比较，和西方制度相比我们是比较自信的。我们有道和术的关系，制度本身是术，它上面有个道。党的代表大会一定要瞻前顾后全部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要修订一下、改变一下，制度要与时俱进一点。根据国家治理质量进一步地提高，觉得需要进行改革我们就改了。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从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实事求是，还有道在指引，有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班子议政，再广泛听取网上各种各样老百姓的意见，所以我们改革余地要大得多。

范勇鹏：我们讨论一个制度到底有没有过时，其实要讨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它的原则和道，另一个方面就是它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框架。一个好的道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好的，比如以人民为中心永远都不会过时。所以我要讲的是美国最大问题不在于它的制度是前工业化时代的制度，而在于它制度的道本身是服务于资本权贵集团的，这个问题锁死了制度演进的方向。

在美国历史上改革也很多，比如历史上民主党推动很多有利于劳工、少数族裔的政策，但不符合美国制度的道，所以改着改着就发现阻力越来越大，最后撞到南墙改不动了。有些改革是符合这个制度的道的，结果越改这个国家就越完蛋，越改它内部的斗争、贫富分化就越严重。所以如果一个制度的道出了问题，想改进它就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想不断地回归这个道，社会就会不断产生各种新的问题来给这个制度提出挑战，所以美国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改革悖论，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前景。

观众：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数据说目前中国GDP、财政开支、军费开支等很多领域都排在全世界第二位，中国又在出口贸易额、国内市场消费额、中国大学生人数，还有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方面，排在世界第一位。但是中国在全球话语权、全球影响力、全球货币金融、国际组织参与度等方面却落后了很多，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要实现话语权和参与度的提升，我们急需做些什么？

张维为：中国总体崛起得相当快，我们对实体经济蓬勃发展还是感到非常自豪的。话语权是个问题，确实这么多年来我们讲韬光养晦，但是西方一直进行话语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现在我们要补这个短板。我想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们可以做得比较好。

范勇鹏：首先我要提醒大家，制度一定不是个中性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不存在中性的制度或者法律，都是有人来制定的，谁制定肯定有利于谁。

张维为：其实你提到金融部分和国际组织部分严格讲不完全算软实力，恐怕有点历史原因。国际组织里欧洲人、美国人进去得早，现在都在非常高的职位，中国人新进去再到比较高的职位还要很多时间，我觉得这个不是太重要的。金融部分是因为我们对资本市场的开放一直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我觉得是对的，很多金融指标发达不一定是好事情，因为很多是虚拟、投机的经济。

范勇鹏：我们采取的方法是不如另起炉灶。所以我们搞亚投行、很多新的国际机制，就是为了能够发挥出中国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有一些金融方面的国际机制实际上是会给国家带来金融灾难，会掠夺财富。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必要急于打开大门去参与游戏，可以等到自己足够壮大、足够有经验后，来建立自己的一套国际机制。辩证地看，针对不同的国际机制，要有不同的应对方法。

北京朝阳区天辰东路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大楼（图源：新华网）

张维为：我来补充一句，如果没有自己话语体系，你做对的可能被人歪着讲，说你做错了。比方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很好的制度，但他们说你的制度是错的，必须加入主流文明。用自己的话语把它说得清清楚楚、实事求是，其实是他的制度出了很大的问题。

主持人：对，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只能被动地被别人下定义，用别人的概念解释自己，用张老师的话说这就要出大问题。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要很多人参与，不光学者、专家，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发挥作用。所以最后这句话送给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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