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通过原创性的研究，才能提供有思想力量的产品，才能真正颠覆西方话语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

“平实、平静、平视的基础上，用客观、真诚、立体的态度去讲好我们中国故事。”

“我想和西方世界讲中国制度的优势，该用什么样的故事去讲？”

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100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共同就如何讲好中国政治故事展开了演讲与讨论。以下为观察者网根据节目内容整理的文字稿。

张维为：

今天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日子，因为这是我们《这就是中国》的第100期节目。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对“百”字是情有独钟的，我们讲百年老店、百花齐放、百炼成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等等。回望我们这100期的节目，它横跨了不长不短整整两年半的时间——从2019年1月至今。

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惊心动魄的两年半时间，发生了很多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大事件。我们感到比较自豪的是，我们对这些事件几乎都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甚至是比较准确的前景预测。

我们这个节目始于加拿大与美国勾结非法拘留华为高管孟晚舟女士，我们在第一时间就指出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讲规矩的流氓国家，我们对此必须心中有数。中美贸易战爆发后，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指出美国将输掉这场愚蠢的贸易战。香港修例风波爆发后，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提出香港需要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香港将一路走衰。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西方媒体宣布这将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我们则在第一时间提出这不会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我们认为这更可能是西方自己的切尔诺贝利；我们还明确地提出，这场疫情将改变世界格局，整个世界将以更快的速度向东方倾斜，向中国倾斜，向社会主义倾斜。

我们还提出好多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

这百期节目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工业革命到文明型国家，从言论自由到中西方民主制度比较，从中国发展模式到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等等。我们还谈了美国疫情为什么失控、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等等。

但我们这个目标实际上是比较简单，而且始终如一的，也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中国人的话语把中国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说清楚。这中间一个主要的主题一直没有改变，就是要确立我们中国自己的政治叙事，或者叫讲好中国政治故事乃至世界政治故事。

那么我们也借这次第100期节目之际，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的思考和体会。

首先，原创性的研究比什么都重要。

唯有通过原创性的研究，我们才能提供有思想力量的产品，才能真正颠覆西方话语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

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主流政治叙事总是基于一个非常浅薄又充满偏见的范式，或者叫话语范式，也就是民主还是专制这么一个范式。那么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西方一家界定的。

他们把西方实行的那种多党制、普选制界定为民主制度的唯一标准，认为这是普世价值，认为只有采用这样一种模式，中国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才能被西方为首的所谓国际社会所接受。在这种模式、这种话语指导下，中国政治制度被描绘成专制的，然后西方可以不停地质疑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改革，只要你不接受西方这种政治逻辑，那你就是支持专制。

我们不一样，我们通过原创性的研究，对西方政治学的这种主流范式进行了釜底抽薪的颠覆。我们认为如果世界上的政治制度只能分为两类的话，那只能是“良政还是劣政”。我们认为应该用“良政还是劣政”这个范式来替代“民主还是专制”这个范式，否则你既读不懂中国，也读不懂西方，读不懂这个世界。

我们还聚焦美国政治模式，认为美国人引以自豪的所谓三权分立，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美国自己政治制度的一个主要桎梏。

我们分析现代国家的时候，关键要看的不是所谓的政治领域内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而是要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关系，看这种关系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今天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这三种力量的关系中，资本力量独大，几乎可以完全控制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所以这也是美国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对外穷兵黩武等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这次新冠疫情爆发，美国防控整体的失败，再一次印证了我们这个判断。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美国资本力量主导的政治制度把资本和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结果自然是天壤之别。

第二，我们要聚焦国际比较。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政治故事往往只有在国际比较中才能讲清楚，才能看清楚，才能说清楚，所以我们把重点一直放在“制度绩效”的比较上。

我经常用的方法，就是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几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一类是转型经济国家，一类是西方国家。我把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制度绩效”与这三类国家的“制度绩效”进行比较，得出一些我希望是经得起检验的、非常慎重的结论。

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把重点放在中国和美国的比较，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心气普遍都比较高，与一般的国家比，他兴趣不大，要比就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比，所以我们经常单挑美国，进行全方位的对比，在国际比较中，在和美国的比较中，确立中国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比方说我经常比较纽约和上海，这是公平的，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是各自国家的发达板块。你论名义GDP，纽约比上海高4倍甚至还多一点；但你再比较其它指标，上海家庭的中位净资产——也就是老百姓究竟有多少家底、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基础设施等等，上海都明显好于纽约。

其中，人均寿命，上海是83岁，纽约是79岁，上海整整高4岁，这不是一般的高。上海的社会治安比纽约好十倍都不止，基础设施方面我认为上海领先纽约至少20年。实际上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指标，我们做得比纽约好很多。

当然，我认为这本身反映了名义GDP的指标——也是我们用得比较多的——实际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所以我一直提出一个主张，就是每当我们公布一个所谓按照与国际接轨的这种指标的时候，我们最好同时也公布一个更能反映中国人最关心的事宜的、更接地气的指标，这也是一种资政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