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良政另外一个表述就是叫善政。我们古人在《尚书》里面就使用过“德惟善政”，但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现代汉语中使用的良政或者良政善治，而不一定使用善政，为什么？因为随着汉语本身语言的演变，“善”字在现代汉语中的首要含义已经是“善良”。今天我们如果使用善政，可能会被误解成善良的政治，甚至是老好人的政治。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良好治理或者良政的目的的。所以完全作为我的一家之言，今天汉语中良政更准确地表达了古代讲的善政的意思。另外良政这个概念在英文表述中也和Good Governance非常吻合，所以便于国际交流。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就是中国人理解的良政。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听得懂这种概念，外国人理解也不困难。基本的含义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出一切努力，为了人民的利益，把一个地方治理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

我在不少场合讲过一个观点，很多西方人总喜欢强调所谓“民主还是专制”的这种分析范式。一些中国人也习惯套用这一西方范式来分析中国政治，所以老是读不懂中国政治。在西方范式下，你发觉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两类，它们是互相对立的，不是民主就专制，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民主的概念只有西方一家可以界定，别人是不能界定的。结果这个范式现在变成了我们已经看到的，西方惯用的推动颜色革命的意识形态工具。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干脆使用一个更为中性的、更有解释力的新范式，所以我一直主张用“良政还是劣政”来代替所谓“民主还是专制”。

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善治才行，落实到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但目前来看总体上它们的治国理政能力在普遍下降。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经得起国际比较。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

既然说到良政善治，我们就要探讨第六个中国理念“选贤任能”。实现良政善治要有人才。中国古人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从思想传承来看，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从普通百姓到干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认为治国必须靠人才。

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担任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是格格不入的。过去西方创造了一个神话，是“只要制度好，选个傻瓜也没有关系”。但随着中国模式，特别是选贤任能模式的崛起，今天还相信这个神话的人，估计自己也是傻瓜了。小布什八年治国无方，美国国力直线下降；希腊和冰岛领导人治国无方，国家就走向破产。

从制度传承来看，中国选贤任能制度也源远流长，包括持续上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度，在当时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竞相模仿。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科举制度后来走向了僵化，直至被废除。但治国理政需要靠人才、人才要有治国理政的经验和资质，我觉得是中国人不可动摇的信念。

1985年，邓小平会见加纳元首罗林斯。后排左边是张维为教授，担任邓小平的翻译。

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两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一个是邓小平的一次谈话，那是1985年9月18日上午，他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我当时担任翻译。这是非常特殊的一天，因为那天中国共产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是在两届党代会即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举行的一次会议，所以有些不寻常；用当时总书记胡耀邦的话说，有一些重大的问题要解决。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中共领导班子做了重大调整，实现新老交替，我记得当时是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等十位老一辈革命家离开中央政治局，随后李鹏、乔石、姚依林等六位领导人进入政治局，并决定一百三十一位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同时增加一大批新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用当时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三个委员会的成员进退做得很好，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非常好。邓小平称，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今天回头再看，1985年开始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中国长治久安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那天邓小平在主持完会议开幕式后，就从会场步行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会见罗林斯总统。他当时还沉浸在党代会的气氛中，所以一上来就主动对罗林斯介绍党代会称，我刚从会场过来，这个会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然后他谈到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他说我们建设中国遇到的问题，一个是经验不足，还有就是人才不够，这是我们的弱点，可能也是你们的弱点。接着，邓小平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在人才包括领导人有序接班问题上的一些做法，比如培养人才，以及如何利用好现有人才。邓小平还谈到要从50岁左右和40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有大学学历和实践经验的人群中发现人才。回望过去，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一大批领导人，就在那个时间段选拔出来的佼佼者，当时甚至还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拔和培养大批3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将他们放到各种岗位上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各种考验磨练，其中的佼佼者就组成了中国今天的最高执政团队。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就是十八大召开前夕，美国《纽约时报》一位编辑给我来了个邮件，问我能不能就十八大写一篇评论，所以我就熬夜写了一篇。标题是《中国选贤任能制度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超越》，今天再来读这篇文章，一个字都不用改。

我当时写了这么一些话：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的鲜明对比；我认为这种对比非常肤浅，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是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的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

以即将接班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例，他曾在经济充满活力的福建省担任省长，后又担任过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的省委书记，后来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中国金融和商业中心，还有众多强大的国有企业。换言之，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就人口来算超过1.2亿，就经济规模而言超过印度；其后又有5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领域的工作。

美国政治家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现实中这一理想并非轻易可及。美国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还相当遥远，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不会批评美国的制度是1%的有、1%的治、1%的享。当然1%的说法也可能过于严厉了一点。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实验室。中国这种“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已经可以和美国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温斯顿·丘吉尔有过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经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很多中国人把丘吉尔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如果用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的话说就叫“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领导人应该在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离开。

然而，在中国儒家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要做到当然很难，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和“下下策”的结合，也就是说它能够选出久经考验的优秀领导人，同时也有下下策的退出机制，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选贤任能理念和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的一种超越。

好，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