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还是回到那场被有些学者称之为“世纪之辩”的辩论，我和福山的辩论正好是发生在八年前的这个时候，2011年的6月。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当时辩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我想这些内容实际上还在影响，以后也会持续影响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辩论中所涉及的一系列尖锐的政治问题，比方说民主还是专制的问题、问责制的问题、中国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未来问题、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问题、西方民主的未来问题、民粹主义问题、世界的文化会不会趋同等等。我想这些问题都会长期地影响中国、美国乃至整个世界。

这场辩论的地点就在上海文广大厦，离我们这个演播厅不到千米。大家知道福山先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大家，他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使他一举成名。他的基本观点很简单，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崩溃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

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图片来源：IC photo

所以当时《文汇报》和上海春秋研究院邀请他来，希望他谈谈国际秩序中新兴经济体的作用，然后跟我进行一场对话。我记得他到了文广大厦休息室，对我们说，他今天想谈谈中国模式。坦率地讲，我们有一点点惊讶，因为这跟我们原来给他的题目不完全吻合。但是这些年来，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西方话语的渗透非常之深，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

在与福山进行辩论之前，我也看了一些中国学者和他进行的对话和讨论。恕我直言，我觉得那不是对话，更像是“汇报工作”。我们一些学者关心的是中国哪一天才能达到美国的民主和法治的水平，我将其称为弱者的心态。这种弱者心态使西方很多学者到中国来，真是如入“无人之境”，就像美军入侵伊拉克一样，所向披靡。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可以发表意见，他们的意见都被看作是专家的观点、名家的观点被广泛转载和引用。我觉得这种局面应该走向终结了。

我对在场的《文汇报》负责人说了一句，我说给他一点中国震撼吧。当然，我们双方都保持了必要的礼貌和互相的尊重，但我们的观点分歧非常之大，辩论是激烈的，但不失理性。应该说这场辩论已经成了中、西方学者就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进行的理性对话和正面交锋的一个经典。

时间有限，我在这里就和大家简单地回顾一下那次辩论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我大概梳理了一下，可能有1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刚才已经简单讨论过，就是中国是否会经历“阿拉伯之春”，以及“阿拉伯之春”的未来。

第二个问题同样尖锐。福山说他研究中国历史，觉得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碰到好皇帝这个朝代会繁荣昌盛，碰到坏皇帝这个朝代就一蹶不振，他叫做“坏皇帝问题”。我当时的回应是这样的，即使退一万步，中国历史被简化成“好皇帝坏皇帝问题”，我粗粗算了一下，中国至少有七个朝代的寿命在250年以上，比美国历史都长，谁也不能保证美国和西方的制度能够继续下去。

我说中国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解决了他所关心的所谓的“坏皇帝”问题。中国领导人大都历任两三任省委书记，治理过至少1亿人口，而且中国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像美国小布什总统当政以后，可以随意地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在中国这个制度下是不可能的。

小布什在9·11恐怖袭击以后发表电视演讲  图片来源：IC photo

第三个问题就是“小布什问题”，这是我提出来的。我接过福山的“坏皇帝问题”，说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所谓的“坏皇帝问题”，而是美国的“小布什问题”。我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政治制度都需要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的改革，当时我说我担心美国今后选出来的总统可能还不如小布什。今天很多人，包括很多美国人，欧洲人非常认同我的预测。2017年我们在奈克萨斯辩论的时候，我又回忆了这场辩论的这个观点，下面掌声一片。

第四个问题是问责制。福山理解的问责制就是西方那样每四年进行一次的大选。我当时这样回应，我说我长期在西方生活过，熟悉西方的所谓问责制，我觉得现在看来这种制度越来越难以真正的问责。我跟他这样说，中国现在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治制度。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但是我们的眼光是超越西方模式，因为西方模式有太多的问题，无法做到真正的问责。今天中国进行的问责制试验和探索，包括了政治问责、经济问责、社会问责、法律问责等等，比西方这个所谓的问责制的面要宽很多。

我当时举了一个例子，我说在我们的辩论地点，这个会场是在上海静安区，这个区不久前有一栋民居着火了，造成不少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实际上，这是政府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一个工程，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出了事故。我们马上实行了问责制，有关的官员、有关的公司负责人都受到了处理，被绳之以法。相比之下，美国金融危机是2008年爆发的，我们当时这个辩论是2011年，整整三年过去了，现在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任何人问责或者被问责。我说美国老百姓财富平均减少了1/4左右，但是没有任何人被问责。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法治，他说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法治。我说我们一直在探索建设高质量的法治社会，我们也一直在学习西方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但我们的眼光是超出西方法治模式的。

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于造成金融危机的那些金融大鳄，美国不仅没有把他们绳之以法，而且以法治的名义给这些人大量的奖金，上亿美元的奖金。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法治，这些华尔街大鳄几乎都和这些公司签过合同，英文叫“golden handshake”，“黄金般的握手”，就是不管公司是否盈利，离开公司时候，就要付这笔奖金，名义是要吸引一流人才。当时这在美国社会引起公愤，但是他们这个奖金拿的还是心安理得。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概念非常好，叫“天”，中国文化“敬天”。这个概念如果翻译成现代政治话语，那么这个“天”代表的是民心向背，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的、核心的利益。我认为我们可能99.9%的情况需要严格按照法律来办，但我们一定要保留一个小小的空间。在涉及民心向背的大问题上，涉及到“天”的问题，涉及到人民整体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会在不违反法治精神的前提下做出政治决定，否则就可能是“法条主义”。

治理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相当于100个普通欧洲国家规模的文明型国家，“法条主义”会出大问题。换言之，我们的法治建设一定是要超越西方模式的。实际上美国今天的“法治”，英文叫作“rule of law”，几乎已经演变成了“律师治”，“rule of lawyers”。律师是按市场价格收费的，这显然更有利于富人。而且律师在美国已经是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使美国国家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使许多必要的改革难以进行。

第六个问题是中国模式是否可以持续。在这个问题上，我给他讲了“文明型国家”的观点，我说“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大周期，中国现在还处在这个大周期的上升阶段。西方学者和受西方话语影响大的人预测中国老是出错，我觉得他们就是读不懂“文明型国家”的大周期。历史上中国好的朝代，怎么都是250年、300年，甚至更长。今天的中国不能用朝代来形容，但中国人讲势，势一旦形成，即使会出现相反的力量、相反的浪花，但扭转不了这个大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我说今天的中国还在自己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