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中国逐步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请问您，我们中国到底贡献了哪些核心的价值？

张维为：你仔细回顾一下，远的不说，我就说这40年改革开放。中国对整个时代的判断，“和平与发展”，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套话了。但你最后回头看一下，这个对中国成功的意义实在是太重要了。

比较一下西方是怎么定位这个时代的。他们在乎“第三波民主化；民主还是专制”，到处推动颜色革命。苏联怎么定位的？当时最后那个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个听上去很好听，人类利益是很重要，我们也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他不知道西方虎视眈眈地要吃掉苏联，苏联内部也有民族矛盾，等等等等。而且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听上去都挺好，但结果是向西方普世价值投降了。

这就是由于抽象地谈民主，结果导致这个问题。最后戈尔巴乔夫完全接受西方的定义，西方的民主才是民主，苏联民主就不是民主。有一个前苏联副外长，专门负责跟美国谈判人权，我看了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他说我越跟美国代表谈人权，虽然我表面上讲得跟他不一样，但我心里越是觉得美国代表讲得真对。找戈尔巴乔夫汇报跟美国的人权谈判进程，他发觉戈尔巴乔夫跟他想的一样。所以前苏联最终就崩溃解体了。

有时候我确实觉得我们中国人讲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觉得是套话，但是拿到世界上都是很重要的价值观。多数国家期望和平，多数国家希望发展，这就代表真正的时代潮流。

当然这个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基础，能够保卫自己的国防边界，包括意识形态安全的边界。在此基础上，走和平发展道路，所以中国成功了。背后是我们价值观的引领，和平发展的理念。

QE：我们怎么平衡西方的这些关于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舆论方面的冲击？如何增强我们自己的舆论发声阵地？

张维为：实际上我们中国研究院在政治学领域，就初步完成了解构、建构。而且我们希望跟西方的强手过招，跟西方资深学者辩论、讨论、实事求是。大家可以客客气气，非常礼貌地，把问题说清楚。在原则问题上大家可以针锋相对，可以真正地讨论，我觉得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对话。

我想中国的崛起，伴随着应该是中国话语的崛起。这个话语既是对外，也是对内的。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特别希望我们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发自内心的自信。

整个西方话语的崛起，也是随着工业革命成功之后，形成整个的一套话语体系，现在它确实在走衰。我想时间在中国这里，因为我老说中国的崛起，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它一定是改变整个世界的，这规模太大了。

我当时写《中国震撼》，很多人说真的震撼了吗？我说你一定要知道，中国这个规模，我们一个长三角就是一亿五六千万人；欧洲都是小国家，瑞士七八百万人，这就是中国崛起的这种震撼。我举一个例子，我不说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单单是长三角地区的中产阶层，当中有一部分人去欧洲旅游，其中再有一部分人买了一块瑞士手表，就这个比例，瑞士的钟表企业需要24小时的运转，否则就不行。

甚至我可以很诚恳地说，不是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而是中国这个规模太大，世界不得不因为你要开始发生改变了。

主持人：我们把最后这个机会给小朋友，好不好？

张维为：真是小朋友。

主持人：您能先自我介绍一下，您是几年级吗？

QF：我是四年级。

主持人：小学四年级吗？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提问观众里年纪最轻的一位。

叶青林（节目嘉宾）：何婕你知道吗？这位11岁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现场，我们节目组有多么挣扎！

主持人：为什么？

叶青林（节目嘉宾）：当时家长替她报名说，有一位11岁的小朋友要来现场。因为我们节目特别怕造假，说突然安排一个小姑娘来提问，就特别矫情。所以我们再三斟酌，然后跟她的家长沟通，她自己真的很希望来现场提这个问题。

主持人：小朋友，我很想知道你关注什么？

QF：张教授你的偶像是谁？

张维为：我还真没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偶像往往是非常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有，我们年轻的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真的要讲的话，可能是周恩来，那是全民偶像。

那时候总理两个字就指一个人，不用特意指明的总理，那就绝对是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他是超负荷的工作，这也是他后来身体垮下来的原因之一。他去世的时候，我当时在上海的工厂，整个工厂，整个街道，乃至于公共汽车上，大家都在哭。当时大家真的觉得，国家大厦将倾，好像真的要出大问题，一下子真担忧国家命运将会怎么样，这是我们切身经历过的。

所以中国人有时候真有一种心灵感应，不管是北京的中南海，还是普通老百姓，突然大家觉得这个国家的命运会怎样？普通工人都会觉得，怎么办？但这个危机后来过去了。所以我觉得真是这样，总理确实有超级的个人魅力。

周总理，他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个为理想奋不顾身，出生入死的斗士；同时他又具有超级成熟的心智，这我非常敬佩。当年的美国乒乓球队来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接见，其中有一个是当时的嬉皮士（Hippies），就问总理怎么看待嬉皮士？

文革期间是非常封闭的，我们都是穿中山装，突然提一个最潮的问题，你怎么看嬉皮士？总理回答很有水平。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概是说，作为年轻人，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会尝试各种各样新鲜的东西，这是好事。但是记住一条，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幸福。就这样一个具有哲理的回答，非常令人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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