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的新栏目【思想者茶座】与大家见面了。这个栏目是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的提议和启发下开设的，旨在全球范围内邀请重磅学者专家，以轻松易懂的方式，讨论当下全球热点议题背后涌动的思潮，为纷扰动荡的世界呈现思想的力量和光芒。

【思想者茶座】第一期邀请的嘉宾就是张军教授，他是国内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获得者。本期节目我们聚焦于拆解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唱空中国经济论”，同时回顾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学者就西方舆论界有关中国经济“高投资”、“美国失业罪魁祸首”、“倾销”、“产能过剩”等标签展开的论战，以及如何看待克鲁格曼提出的“药方”，理解当前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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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高艳平】

7月，全国及各地方经济半年度数据出炉，全国来看，1-6月实现增长5%，二季度增长4.7%，不及一季度的5.3%。海外媒体的“中国唱空论”又活跃起来了。

5月保罗·克鲁格曼唱空中国的言论，还在“余音绕梁”——这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准备好迎接第二个中国冲击》中说：“中国的高投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目前显而易见的办法是“扩大消费……而不是维持巨额贸易盈余将产品倾销到其他国家”。

克鲁格曼在国内可能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他一直是个坚定的“看空中国派”。在彭博社采访他的一段视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的评论区，他俨然被海外舆论视作另一个“章家敦”。

有意思的是，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015年到中国某高校演讲时，笔者恰好在场，他在演讲时亲口说，“我不是中国专家，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听别人说的”。

尽管如此，由于克鲁格曼作为经济学意见领袖所拥有的号召力，他的观点经彭博社、金融时报等知名国际媒体的再次传播，不断发酵，在国内外形成又一波看空中国经济的流行声量。

如何拆解这些唱空中国的言论？如何看待地缘政治博弈之下的所谓“倾销论”以及逆全球化思潮，如何理解当下的中国经济？

张军教授的办公室。图为张军和教师节期间前来慰问的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周虎作者提供

近日，笔者前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拜访院长张军教授，跟他探讨当下中国经济的舆论焦灼。我们从克鲁格曼的“唱空中国论”聊起，见招拆招，谈到一直高光的中国经济，从1990年代到当下在海内外掀起的几场大争论——“高投资”、“美国失业罪魁”、“中国倾销论”，直至这些争论逐渐演绎成中美地缘政治叙事中的故事，再到如何看待克鲁格曼的“药方”，如何理解当下中国政府的治理之策。

张军教授刚刚从欧洲访问回来。我们在一张长写字台两侧坐下来，品着龙井茶，外面的雨正下着，湿漉漉的空气里，有广玉兰花味儿。他的办公室里，书籍占去了大半，身后的墙上，几贴书画引入入胜，还有“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挂框，虽小，但份量很重。

张军不紧不慢地讲述，在这位关注中国经济40多年波澜壮阔进程的经济学家眼里，身后那贴书法“处世无畏”，似乎在暗示，这便是他看待中国经济的态度。

1. 一以贯之的“挑战者”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的唱衰，以及此番有关中国经济的言论，确实应该算是道听途说，张军揭开了一个秘密：克鲁格曼关于东亚经济的言论，受到了包括埃尔文·扬（Alwyn Young）、刘遵义等很多经济学家研究结论的影响。他猜测，克鲁格曼最近对中国的言论肯定也受到《大失衡》作者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影响。

迈克尔·佩蒂斯是中国经济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他长期生活在北京，但经常会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转发包括张军在内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章和观点。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以批评为主”，其主要观点之一就是“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模式不可持续”。

客观公允地说，对中国经济高投资低消费的批评，在国内也颇为主流，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就更有代表性了。比如另一位颇受尊敬的中国经济专家、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巴里·诺顿，也长期持此看法。因而他们一直在呼吁中国经济要实现再平衡，即投资拉动的模式转变成为消费拉动的模式。但执此论者，普遍忽略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是将中国与发达国家放在同一阶段等量齐观。

“克鲁格曼对高投资发展模式的批评也算是一以贯之的”，张军教授说。随后，他讲起了三十年前围绕克鲁格曼“东亚奇迹神话论”的那场著名争论。

1993年，在西方经济陷入衰退、东欧等前苏联国家经济陷入负增长的时候，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简称“东亚奇迹”）的报告，从学术层面肯定东亚八个经济体的优秀表现，并分析了背后原因。这八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并不包括大陆。

“长期以来，东亚经济到底是国家干预的成功，还是自由化、市场化的成功，大家一直是有争议的。但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主要还是应该归因于市场化、自由化和结构改革的结果。”张军回忆道。

世行报告反映的正是这一主流看法。报告结论认为，东亚国家“实施了一套共同的、市场友好的经济政策，因而带来更高的积累和更好的资源配置”。简言之，就是市场化促成了东亚奇迹。

报告发布后，围绕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政府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争议，正由于此，报告作者之一约翰·佩吉透露，《东亚奇迹》成为世界银行有史以来销量最大的单行本。其中争议最大最热闹的部分，正是来自保罗·克鲁格曼的“单挑”。

1994年，还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保罗·克鲁格曼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长文《东亚奇迹的神话》，与东亚奇迹论者大唱反调。他直言，东亚经济其实没什么奇迹可言。这被中国学界称为“克鲁格曼质疑”。

克鲁格曼认为，东亚的发展模式，无非就是就靠超强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积累实现的，而不是靠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因为东亚国家动员能力强，能够集中更多的资源去投入基建和制造业，这跟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没有多大的差别。

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不可能无限增长，因而克鲁格曼断言，东亚模式看上去很成功，其实很难持续下去，就是“纸老虎”。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1959-1990在职）

在克鲁格曼看来，新加坡就是东亚模式的极端典型。

从1966至1990年之间，新加坡8.5%的年均经济增长三倍于美国的增长。看似很好，但与其说是靠灵感（Inspiration) 驱动，还不如说是靠汗水（perspiration）驱动的。他引用了埃尔文·扬的数据说，新加坡的投资对增长贡献从11%涨到了40%，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没有给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因而“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斯大林的苏联就是一对经济孪生体”，都是单纯依赖资源的调动实现的。

后来有消息称，这番言论惹怒了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因此下令拒绝克鲁格曼访问新加坡。

2.中外学者反驳“克鲁格曼质疑”

当时，“由于克鲁格曼对中国的了解有限”，所以在《东亚奇迹的神话》一文中，对中国的论述仅有几个片段。

除了质疑了中国官方数据有水分，认为中国增长模式与亚洲四小龙无异，克鲁格曼还预计，即便按照较低的增长率年均7%计算，到201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82%，这将是世界经济重心的实质性转变。

1994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初步形成，改革开放的推进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因而世行的报告和克鲁格曼的批评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张军的印象里，“当时我和很多专家学者都支持东亚奇迹论的说法，我们认为克鲁格曼把东亚经济一棒子打死，有失公平。”

据张军回忆，1997年12月，就在东亚金融危机已经爆发的时候，另一位中国读者熟悉、当时在哈佛大学任职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他的同事史蒂文·拉德勒特（Steven Radelet）在《外交事务》发文反驳克鲁格曼的结论，让东亚奇迹论的讨论掀起又一波高潮。萨克斯曾在联合国任职多年，也在多个国家担任顾问。

两位经济学家在《亚洲的重新崛起》（Asia's Reemergence）中认为，”大多数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亚洲的快速增长既得益于资本投资，也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尽管投资不能带来纯粹的生产率提高，但一直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来源。另外，东亚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并没有出现象前苏联在1950年代那样急剧下降的状况，相反一直处于高水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非常缓慢。他举例说，韩国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资金的边际产出率仍在20%左右，远高于美国的约11%的水平。”

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整个亚洲仍有大幅增长的空间：高收入的东亚经济体在未来30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但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收入仍然较低，增长速度应与过去30年大致相同。

亚洲的未来，被这两位经济学家言中了。

尽管如此，克鲁格曼的国内拥趸不在少数，最明显的莫过于，过去二十年来学者们对中国高投资低消费发展模式的不懈批评。

据经济学家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年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梳理，“国内经济学界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深受克鲁格曼的影响，争论中许多学者依据克鲁格曼的观点，来评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并提出放弃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改采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

实质上，在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北大教授林毅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玉歆教授等一批中国经济学家看来，克鲁格曼对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理解和计算方法上都存在错误，因而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判断站不住脚，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没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