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礼在深圳举行，观网读者们熟悉的几位学者林毅夫、张军和樊纲的“过渡经济学理论”获奖。这个奖项虽然没有孙冶方经济学奖历史悠久，但是从往届获奖人，以及获奖理论来看，其含金量在经济学界所有奖项中属最高。

前排从左至右：李周、林毅夫、厉以宁、樊纲、张军 （新浪财经）

比如2008年第一届杜润生等人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2009年，厉以宁等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2010年，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的“整体改革理论”，2011年，以华生、田源、张维迎等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等等。

这些理论与中国改革进程的实践息息相关，也成为中国改革30年成就的最好注脚。

在颁奖礼的前一天下午，观察者网编辑在获奖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的家中，就此次获奖，以及近期公众关注的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采访。

此次林毅夫、张军、樊纲等三人获奖的过渡经济学理论，通俗的说法就是，对中国30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解释，并构建了一套指导后期改革的普遍理论。

张军在分析他在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时指出，转型在中国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对1980年代的研究对中国当下及未来的经济转型仍有现实意义。

“改革能不能成功，要考虑初始条件，要考虑改革方式选择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很多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即所谓的顶层设计。我个人觉得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的。80年代的很多改革只所以成功，是因为自下而上的比较多。”

此外，张军教授还回答了当前宏观经济的几个热点问题，比如，经济面临通缩风险究竟怎么办？张军称，他对当前过于谨慎的货币政策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当前央行放水的力度还不够，实际利率仍然偏高，无论从稳增长还是调结构，在经济下行风险的时候，都需要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下为采访全文：

“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贵在坚持

观察者网：首先要祝贺你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从历年获奖的理论、经济学家以及奖金金额来看，这个奖应该是经济学界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奖项了。具体请你讲讲整个评奖的过程？

张军：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原来是一年一次，2013年决定改成两年一次，2015年是两年评一次的第一年。我也是评选委员之一。

评奖方法有点跟诺贝尔奖类似，是200多位经济学家或机构先提名、推荐或自荐，获得提名之后公示，然后评审专家第一轮投票，根据投票结果排序。第一轮在十几个推选的理论中，投票选出三个获奖的理论，第二轮既对理论进行投票，也对相应的主要贡献人进行投票。每一张投票只能选择一个理论，同一理论的主要贡献人最多可选择3人(或组)。

第一轮“过渡经济学理论”进入了前三名，这个理论的主要贡献者有8个人，包括我、林毅夫研究组(林毅夫、蔡昉、李周)、胡汝银、冒天启、盛洪、樊纲等。第二轮投票我们作为主要贡献者，就不能再投了。评奖中有个规则规定：主要贡献人的票数要超过总票数的25%。最后第二轮只有三个人票数超过了25%，所以就是林毅夫、樊纲和我三人获得这次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从评选规则方法上来说，这个奖还是比较公正的。

不过，一些人对经济理论创新奖这个名字有些议论，认为用理论创新这几个字可能不是特别恰当。但是从历届获奖的理论来看，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型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理论研究，是指研究中国经济的理论，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组委会关敬如拜访获奖人张军

比如第一届获奖者是杜润生等研究团队的“联产承包制”理论，当然这也有作品；还有郭树清、周小川等设计的一揽子联动价格改革。

我相信，这个奖项如果坚持下去的话，越是后面就会越接近经济学理论的原创性研究了，就跟中国的改革没有关系了。贵在坚持，一定是要做下去。

观察者网：经济学界还有很多奖项，比如孙冶方奖，媒体曝光度很高，此外还有张培刚奖，蒋学模奖等等，你是这些奖项的获得者，也是不少奖项的评委，这些奖项的功能侧重点，有何不同？

张军：孙冶方奖，是历史比较久远的一个经济学奖项，1984年就开始了，每年获奖的学者比较多，有论文也有著作，已经举办了15届，虽然也是民间的,但似乎也有一些官方色彩。

张培刚本人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培刚经济学奖，主要评选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有建树的著作和论文。已经评选了5届，两年一次，坚持的不错。2014年开始，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也入选了。

2010哈佛大学的Dwight Heald Perkins教授获奖，他老远飞到武汉来领这个奖，当时有四个人获奖，包括我、北师大李实，还有北大的卢锋。

复旦曾经还有一个蒋学模经济学奖，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历届毕业生于2002年共同发起设立，当时的奖金比孙冶方奖高，奖金是10万。第一届华民、姜波克等学者获奖；第二届是我一个人。

蒋学模奖的评选是所有候选人到场，现场投票现场颁奖的，所以投票的时候场面很激烈。有媒体参与，如果落选场面就比较残酷。后来搞了三届，就没有坚持下去,很可惜。。

不是所有的改革都适合顶层设计

观察者网：10月中旬，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后，主办方到获奖者办公室来颁发获奖证书，还要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具体你说了些什么？

张军：我讲了两点：一是，这个奖项，是对我在中国经济转型这个领域所做研究的承认，也是对15-20年前，我们这一批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的学者，所做的研究工作的认可和评价。

第二：转型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80年代的研究对未来的经济转型还是有一定价值。

为什么是大约20年前的研究，而不是更早，原因在于，80年代的时候，中国经济推动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农业农村、乡镇企业改革、经济特区等领域，中国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研究，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转型的说法。

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发生巨变，到1990年代中期，不仅国内还有海外学者就开始研究，从计划到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和俄罗斯的不同。

首先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结果不同，中国导致经济增长，俄罗斯导致经济衰退。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同的结果，大家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开始感兴趣。

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方案不一样，策略不同，俄罗斯东欧就是休克疗法，一揽子的一次性的改革，中国是渐进式的，碎片式的，增量式的，实验式的。当时的经济学家就创造了很多概念，通过刻画中国和俄罗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不同，试图用这种差别来解读两种不同改革的结果。

90年代中期，海内外学者在这个领域就做了很多研究，想探讨中国经济改革方式究竟是什么？我在这领域做了不少工作，写了理论模型去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

1995年左右，我写了一本书，《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整个研究观察的时间段其实主要是80年代。但是为什么90年代才写，因为俄罗斯东欧90年代才发生转型，把中国和俄罗斯对照起来才能看清中国80年代的改革用了什么方式。

这本书还得了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年代。书里主要是解释，什么是双轨制，以及双轨制改革为什么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

1990年代后期 ，我的研究继续深入：固然中国改革方式与俄罗斯不同，但是为什么中国会走上双轨制？俄罗斯为什么会走上休克疗法？就是说中国为什么选择了双轨制，俄罗斯为什么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

一个国家选择哪一种改革方式，与这个国家面临的初始条件有关。我发布了很多文章，有中文、英文的，其中有篇文章专门讨论初始条件与改革的速度之间的关系。我写了一个模型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办法选择激进的改革，而俄罗斯没法选择渐进式。

其实，俄罗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也走过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但是很快发现行不通，失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要找到原因，我发现这跟俄罗斯的约束条件有关系。

我的模型的一个主要思想是，要搞双轨制，政府必须要有能力控制计划这一轨，同时放开市场轨。俄罗斯之所以选择激进改革，是因为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优先于市场改革，民主化了，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计划轨，只能推动市场轨，这样渐进式改革方案一开始就实施不了。

改革方式是不是采用双轨制，跟政府能不能履行计划制度，有没有控制能力相关。俄罗斯恰好不具备，因为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改革，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