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不需要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以家父长式的心态去禁扼他们的想法与作法，但是跟着他们一起成长、一起找出认识上的误区，应该是可以做到也需要做到的，而不是明知他们会受到伤害、会变成炮灰，仍然在旁边煽风点火、火上加油。

这里就有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这些冲在第一线的黑衣示威者，到底只是要“示威”、“抗议”，还是要“革命”？他们的诉求一直在变，一下是“反送中”、“反修例”，一下是“五大诉求”，一下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说明了示威者群体互相绑架，不肯与激进示威者割席的矛盾状态。就看最为激进的群体好了，冲进立法会，撕毁《基本法》、涂黑国徽区徽，甚至把国旗丢进海里，殴打代表执法者的警察，高举英国美国国旗，写着“川普快来解放香港”的标语等等，难道不是已经具备“革命”的意义了吗？

说到革命者，我还真的亲身认识接触过几位“革命者”。他们是台湾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在1950年代前后参加中共地下党，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与肃清。但他们离开囹圄的桎梏之后，态度与信念仍然坚强，现在还是可以看到这些老前辈带着苍老的病体，走在台湾社会运动的街头上，追求两岸和平统一、反对不公不义。以我接触比较多的陈明忠前辈来说，他甚至还出了一本回忆录取名为《无悔》，我从来没看过他们“目屎流目屎滴”的去“控诉”国民党如何对他们不公不义、如何“暴力镇压”他们。还有已经过世的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他也曾经受过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迫害，但他在一次演讲中以极其坚定的神情与语气，如此鼓励着听众说：“我在这里着重要说出的台湾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惨虐，绝对不仅仅是说国民党的残暴、蒋介石的没有人性、我们要反对国民党──不是这样的逻辑，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镜头从台湾往后拉来看全世界的话，你就知道战后世界的形成，特别是战后冷战世界的形成，到处都充满了这种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为羞耻的集体的屠杀、集体的摧毁、集体的虐待。”

香港各界举行撑警活动，图片来源：新华网

而这些老前辈教给我的，不只是他们参与革命的精神与理想，还包括了看待世界的方法。在香港这场分不清是革命还是示威的运动里，很多人提出来说示威者是站在“大是大非”的立场上，追求进步的价值和理想，甚至把“左翼应该仇警”这类似是而非的“理论”搬上台面。但是，一个学习过科学社会主义，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左翼”或“革命者”，都应该明白一个前提：在决定任何的行动纲领之前，第一步要先认清现实的形势。中共革命期间在一定的周期内所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很好的证明。但香港的运动，则是在一个真空或平行的状态里，对于现实的前提和形势完全避而不谈，不管国家机器的本质、只谈“两制”不要“一国”，就必然把运动带进死胡同里。所以，很多人说香港的问题出在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贫富差距大、年轻人没有出路、港府治理能力差等等，这些当然是事实，但示威者不是去针对政府、去针对大财团资本家，而是去冲撞同样在基层讨生活（揾食）的市民，还能称得上是苦民所苦的“进步”运动吗？

这个恶性漩涡，其实杀死了所有可能推进香港社会变革的机会和空间，让所有示威者、甚至是不愿割席的市民们，完全被别有用心的激进暴徒绑架、被他们带着走。目标和诉求越来越被掏空，所以他们只能寄生在警察的镇压之下，换取更多同情“弱者”的市民支持，维持这场空洞运动的能量。所以，谁在召唤暴力、谁在召唤镇压、谁在召唤流血、谁在召唤冲突，这些问题都应该被真正关心香港前途命运的人冷静思考。

香港的问题当然很深，但不能凡事都先设定中共和港府是“元凶”，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情绪勒索，让台湾、香港和西方在一个想像的世界里相濡以沫。这个世界习以为常地视“民主阵营”之外的世界是“没有阳光的地方”，但真正捂住耳朵、遮住眼睛的，恐怕正是“民主自由”这组紧箍咒，想像出了一个不曾存在的香港，整个世界或说整个“民主阵营”其实都在抱团取暖。香港到底怎么了？如果只看回归之后，只对“一国两制”充满仇恨和敌意，真的有助于香港打开心中的结吗？我的一位家人在1990年代之初就定居香港至今，有一次他跟我说，香港回归之前经常可见英军大摇大摆走在街上，回归之后解放军反而“躲”得不见踪影。光是这个对比，我们就不能轻易地否认香港回归的正面意义。如果你说这只是个人之见，我真心推荐大家读一位已故英国女士杜叶锡恩（Elsie Tu）写的回忆录《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看完之后势必就会理解那些在香港举着英国旗到底有多么荒谬。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很多文章在分析香港的病因，预测香港示威运动日后的几种可能。这些解读当然需要，但我更想说的，还是来自于我的亲身经验。我有个弟弟从小在香港成长就学，即将要踏入大学校园了，反修例运动刚起之时，他同样气愤，甚至希望到现场去关心他那些已然“行动”的同学朋友们；但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冲击与冲撞，他的想法慢慢改变了。过去他和我聊的都是生活上的琐碎点滴，但最近他主动和我在Whats App上聊起了政治，他跟我说：“香港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尊重的地方，各有各的理据，将错事合理化，放大反对自己观点的人所做的错事，再盖过自己做的错事”。这些出自一个十几岁年轻人的反思与心内话，他却没有办法在宣称“捍卫／追求自由”的香港社会公开讲出，甚至没有办法出现在同学朋友的对话里，因为“大家都不敢说出来，毕竟一表态就会被围攻”。我能感受到他的无力和挫折，因为我在台湾同样是如此，所以我们兄弟俩每晚的对话，成为了彼此互相的慰借和依靠，不至于让我们各自过度沮丧压抑。这难道不悲哀吗？但我相信我们兄弟的状态和经验，无论在台湾或香港，都绝非孤例。此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港台“单向度社会”，为香港撕裂火上加油》，主要观点至今变化不大，港台两地的“单向度社会”，使得内部矛盾被引导为敌我矛盾，只要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正视，就没有对话沟通的可能性，就算反修例运动停歇了，还会有下一个示威冲撞运动出现，香港的黑雾永远不可能散去。

最后，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搬出身份并不是一个好的作法。但我还是想说，做为一个台湾人，我绝不脱口说出“香港人加油、万事小心”这句话，不管其他台湾人怎么想或怎么做，但这是我对我所挚爱的香港家人以及香港土地能尽到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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