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大党

既然印度教复兴是一股社会思潮，人民党乘势而起看起来也没有那么了不起，毕竟一个宗教政党在印度得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印度教徒占人口比例超过80％，获得与体量相称的政治影响力也是理所应当。

这就是把人民党的胜利看得太容易了，毕竟要从数百个政党中脱颖而出必须有点独门绝技，就像只有中国共产党，而非其它什么组织才能唤醒并动员数亿中国贫苦大众进行革命。中共做到这一点靠的是强有力的组织，印度人民党的成功也是如此——当然，是印度标准的“强有力”。

印度人民党的组织结构复制自英国政党，在中央有全国大会、全国委员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名义上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则是议会党团掌握实权。

在地方则有从邦到镇的各级委员会和执委会，还领导着印度工人联合会、印度农民联合会、全国妇女阵线、全印学生总会和青年阵线等群众团体，称得上组织严密、规模庞大，对社会的渗透程度相当之高。

此外，印度人民党还是印度各主要政党中唯一强调党内民主的，党的各级领导人都由选举产生，这也胜过“家天下”的国大党。

印度人民党素来以组织性、纪律性强闻名于印度政坛，当然这也是按西方标准来说的，主要指党组织约束本党议员投票行为的能力（印度议员素来罪名缠身，2014年选举产生的第16届人民院542名议员中曾经或正在遭到刑事起诉的有185人，按照中国标准全得双规）。莫迪有能力开除不服管的议员、约束本党议员一致投票，这在印度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在议会之外，人民党甚至带有几分列宁主义政党的色彩，走的也是“意识形态+干部”的路线，印度人民党的崛起之路，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组成的。

1989年该党组织“战车游行（Ram Rath Yatra）”，人民党深入印度每一个村落，募集到了27.5万块开过光的砖块用来“重建罗摩神庙”，被誉为“独立斗争以来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团结运动”。

2016年莫迪“废钞”后，人民党每天派出1600人的团队挨家挨户上门走访，以“总理来信”的名义将宣传“废钞”好处的小册子塞进各家各户，最后居然说服了印度民众。人民党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宣传能力可见一斑。

顺带一提，2015年印度人民党通过突击入党使党员人数突破一个亿，从而超越中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参见观察者网：《印度人民党党员将超1亿 打电话就可直接入党》）

背靠印度“冲锋队”

这么强大的党组织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印度人民党能够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的支持居功至伟。

国民志愿服务团成立于1925年，是狂热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中涌现出的诸多右翼组织中的一个，而且是教派色彩最浓烈、军事化色彩最浓、影响最广泛的一个，鼓吹“复兴印度教国家”，要求“种族和文化纯洁”，目前成员人数超过600万。

虽然听上去像是个公益组织，但实际上却是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团体，要求成员具有铁的纪律，极为重视暴力斗争，专门设置训练营对成员进行军事集训。要论精神面貌，这些狂热的教徒可能比爱好杂耍的印度军队还要威武。

1948年2月，由于前成员纳图拉姆·戈德森（Nathuram Godse）刺杀了甘地，志愿团被印度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1949年7月在保证不再介入政治斗争后才得以恢复。时至今日，国民志愿服务团依然是“文化组织”，这反而使它不必顾忌宪法中关于政党世俗化的规定，可以肆无忌惮地宣扬“印度教之治”。

有人说，印度人民党就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白手套，这有几分道理。1979年瓦杰帕伊率众脱党的导火索就是人民党禁止其议员具有双重身份，所针对的就是臭名昭著的国民志愿服务团。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图片来自：西陆网）

印度人民党建立后直接接收了志愿团的干部队伍，1980年年底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时党员人数已经达到250万，规模排全国第二。人民党的主要领导人，无论是瓦杰帕伊、阿德瓦尼还是莫迪，都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出身，莫迪的传记中更是直接称他为“国民志愿服务团之子”，因为他8岁就加入了志愿团的少年团“纱卡（RSS Shakhas）”，18岁起任全职党工，一直干到35岁转入印度人民党。

除了国民志愿服务团，印度人民党还同其他印度教组织过从甚密，比如“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wa Hindu Parishad）”、“湿婆神军（Sīv Senā）”和“猴王团（Bajrang Dal）”。这些组织被统称为“联合家庭”或“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控制着印度最大的工会、学生联盟以及最大的日报和周报网络，发挥着印度人民党的游说网络和选票基础的作用。同其中一些组织比起来，印度人民党都显得比较负责、温和、民主了。

宗教冲突铺就进阶之路

仅靠宗教狂热和强力组织就可以蹿升为印度两大党之一吗？也许只有印度人民党自己会相信这种说辞，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个党是怎样崛起的。毫不夸张地说，印度人民党的党史就是由一个又一个惨案组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伤亡最惨重、影响最恶劣的两起宗教冲突均与人民党有直接关系，这就是1992年的“一二·六”毁寺事件和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大骚乱。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1992年12月冲进并拆毁巴布里清真寺（图片来自：法律与生活）

1989年，正摩拳擦掌准备进军中央的印度人民党发现，正越来越热的“庙寺之争（印度教组织认定位于北方邦阿约迪亚镇的巴布里清真寺是大神罗摩出生的准确地址，要求推倒清真寺，建立罗摩庙）”是可以利用的大好机会，遂决定把矛盾炒大炒爆。

通过“战车游行”和“重建罗摩神庙运动”，人民党赢得了北方邦的政权；之后他们再接再厉，1992年12月6日，大批印度教徒突破数千名警察组成的警戒线，捣毁了巴布里清真寺，结果引发了印度全国的宗教大仇杀，包括新德里在内的30多个城镇实行无限期宵禁，几天之内死亡近2000人，上万人受伤，这是印度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教派骚乱。

对此，时任印度总理的纳拉辛哈·拉奥（P.V.Narasimha Rao）直言不讳：“我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宗教只不过是借口，某些党派试图利用这个借口捞取政治资本。”

另一起惨案的当事人，正是现任印度总理莫迪。2002年2月，由于58名印度教朝圣者在列车上被杀，古吉拉特邦重镇、印度第6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发生了宗教大屠杀，官方统计共有790名穆斯林和254名印度教徒遇害、另有223人失踪，其他估计死亡人数最多可达5000人，其中穆斯林占大多数。

时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莫迪在惨案中的角色至今成谜。由于邦政府在暴乱中基本没有采取制止的立场，莫迪被指控放任乃至煽动了屠杀，连人民党总理瓦杰帕伊都谴责莫迪不作为，但莫迪坚持不道歉、不负责、不辞职。尽管他迫于压力于7月宣布辞职，但随即赢得了12月的选举从而继续执政，一直干到了2014年。

古吉拉特邦的惨剧证明了当今印度的社会分裂和宗教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何等地步。更讽刺的是，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都将其视为一次针对穆斯林的“神圣的胜利”，宣称要在全国各地复制古吉拉特邦的经验，因为它代表了选民对“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的授权。当莫迪凭借他在古吉拉特邦的政绩赢得总理大位时，是否有人质疑这种动辄造成数千名男女老少惨遭虐杀的民主政治，真的善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