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俄罗斯加入亚投行，使得亚投行又新增了一个重要的成员国。但是作为中国不同寻常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相对于其它发达国家成员国的加入，俄罗斯的到来显得“姗姗来迟”。在舒瓦洛夫副总理宣布俄罗斯加入亚投行前，俄罗斯并未像其它国家表现出较强的加入意向，使得俄罗斯的加入显得有些突然，而这种种戏剧性的转变更是不同寻常。

俄罗斯对亚投行初期的抵触

3月20日，同俄罗斯政府有密切联系的非盈利组织——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投行，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采访报道，虽然被采访的对象——俄罗斯德意志银行首席分析师雅罗斯拉夫·里索沃里克只字未提“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该网站还是玩起了“标题党”，用“布雷顿森林体系”来影射亚投行。了解俄罗斯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间龃龉的人都明白，这反映出来的是俄罗斯对亚投行的抵触。

俄罗斯在初期对亚投行出现抵触和疑虑的态度是有传统的。现代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在国际关系当中的行事风格有着其自身鲜明的特点：由于在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当中处于相对弱势，并且作为革命力量面对着旧制度的包围和敌视，苏联对国际秩序的安排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但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并扩展战略空间，苏联又必须作为一个大国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苏联在国际秩序的安排中力图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且难以妥协。

靠着这种行事风格，苏联霸气地占了联合国三个创始会员国（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席位，并且确立了“大国一致”的原则，通过规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拥有否决权，保证自己在国际事务当中绝对的发言权。当然，这种行事风格不是回回都吃得开，在苏联的经济实力从未达到过世界第一的前提下尤其如此。苏联对不利于自己的国际安排，特别是经济秩序的安排就采取抵制和拒绝的态度，并试图另起炉灶，建立一个自己主导的小范围的“世界秩序”。

1944年7月，当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苏联代表得知会议的议题是将美元定位为世界货币，自己将丧失货币主权时，他们选择了拂袖而去。1947年，美国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要求苏联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对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做出所谓的“改革”时，时任苏联外长的莫洛托夫高傲地宣布“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援助”。与此同时，苏联带领着自己的小伙伴建立了内部相互协作的“经互会”来对抗“马歇尔计划”，并获得了其中的领导地位。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中提出了“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更是把这些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对隔离的制度安排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使得这种“独善其身”的经济安排成了苏联的长期政策。然而，相对于依然强大的国际资本市场，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尚不足以与之对抗，加之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种“独善其身”的制度安排最终走到了尽头。

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经济实力、国际地位远不及苏联时期，面对自身国力严重下降，战略空间严重萎缩的内外交困的局面，巩固俄罗斯现有的战略空间并寻求突破便成了俄罗斯历届政府的当务之急。历届政府都采取了巩固独联体+寻求对外合作的外交策略。

在同一时期，中国国力迅速提升，拥有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愿望，加上俄罗斯需要中国的轻工产品缓解苏联解体造成的物资短缺，而中国需要俄罗斯的工业技术对自身的工业进行技术升级。于是，中俄这两个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有改变要求的国家，在后冷战时代迅速接近。早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就和中国一道主导建立了“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也就是上合组织的前身。而随着普京上台，恢复俄罗斯“强大国家”地位的目标日益明确，以及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极速膨胀，俄罗斯同中国的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由单纯的军事信任机制成长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进行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