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自己的估算，2024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净出口对GDP比分别为 56.2%、 40.4%和3.4%。同2023年相比，2024年需求结构的主要变化是净出口增速大大超过GDP增速，从而提高了净出口对GDP比；房地产投资增速急剧下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提高尚不足以抵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投资增速的拖累，因而投资增速低于GDP增速，在GDP中占比有所下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无需过度关注这些占比的变化，重要的是确定可控性较强且对实现经济增速目标最有帮助的需求变量。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最大亮点是中国制造业不断攻城略地，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使中国产业链的自主、安全性不断提高。对此，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最近十余年中维持了7%-8%年均投资增速功不可没。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干预，应该相信企业最了解行业和产业的发展前景，最有能力做出正确的投资决定。

2025年我国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5%，但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可能会由2024年的1.5个百分点降为0，甚至更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接近60%。若消费增速低于5%，实现全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将面临较大困难，提高投资增速的压力就会大幅度上升。因此，作为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推动消费增长是完全必要的。

问题是，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数。从个体居民户的角度来看，增加消费，必须首先增加收入。从作为总体居民部门的角度来看，增加消费，需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越是平等，这个经济体系的总体边际消费倾向就越高。

关于具体的促消费措施，学者的建议主要包括发消费券、降低个人所得税、改革社保制度。通过刺激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张往往陷入循环论证：为了提高经济增速，需要扩大消费；为了扩大消费，则需要提高经济增速。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消费券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还有待研究

发放消费券的主张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发钱或消费券之类的办法可以使收入暂时增加，但这一作用的实际效果与可持续性仍然存疑。2024年1月-11月增速低于3.5%的消费品类别，由低到高顺序排列为：金银珠宝类（-3.3%）、建筑及装潢材料类（-2.3%）、化妆品类（-1.3%）、文化办公用品类（-1.3%）、汽车类（-0.7%）、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类（0.4%）、石油及制品类（0.6%）、日用品类（2.7%）、家具类（2.9%）。增速高于3.5%的消费品类别为：药品类、食品饮料烟酒类、通信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和体育、娱乐用品类。不难看出，增速下降最多的是奢侈品，其次是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增速则基本与GDP增速同步或高于GDP增速。在这种背景下，消费券是否能够显著带动消费增长存在不确定性。

第一，消费需求减少可能主要是中高收入阶层的高档消费品需求减少导致的，而这又可能是因为中高收入阶层高档消费需求受资产价格（如股票价格下跌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变化的影响较大。第二，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增速比较稳定。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受收入水平变化的影响较小，即便收入下降，他们仍必须保持必需品消费水平不变。总之，消费券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支出行为难以产生显著影响。对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来说，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更倾向于将获得的额外资金用于储蓄而非用于消费。因而，消费券发放可能不会对总体消费水平和增速产生重要影响。

在减税方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税收制度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个人所得税的总量有限。2023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总量为1.4万亿元。降低税率、提高征税门槛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有限。但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应该考虑减税。

在社保体系方面，中国的五项社会保险（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基本都是以精算为基础的，原则上不应因需要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改变各种保险金的缴费和发放规则。但其中的一些构成部分同财政支出密切相关，例如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农民参保为主）85%的资金来自财政转移支付，应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标准，逐步减小城乡养老保险差距。

此外，社保体系中的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和标准可以进一步提高。截至2023年末，最低生活保障惠及663.6万城市人口和3399.7万农村人口，全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785.9元；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621.3元。虽然改善社保体系的举措主要是为了减少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同宏观调控并无直接关系。但由于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这些举措对增加居民消费能发挥一定作用。同时，政府也应该考虑发放生育补助的可能性。

“以旧换新”政策同发放消费券的性质接近，肯定对刺激消费会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政策的效果有多大值得进一步研究。不仅如此，“以旧换新”还是一种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必须注意。

六、大力发挥基础设施投资稳经济促增长的作用

为了避免“要增加收入就要增加消费，为了增加消费就要增加收入”的循环论证，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第一推动力”。这个第一推动力只能是由政府提供融资的基础设施投资。一笔基础设施投资会立即产生等量收入，这笔收入随即通过新的投资和消费又会产生派生收入。对于消费而言，会出现“基础设施投资导致收入增加—收入增加导致消费支出增加—消费支出增加导致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最初的一笔基础设施投资最终将产生数倍于初始投资的收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启动消费不仅可能比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更为有效，而且还将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除基础设施投资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实施产业政策的方式，支持企业特别是创新企业投资。

从“促消费”的角度来看，可以考虑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包括：一是同消费没有直接关系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类投资虽然同消费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通过增加居民的永久性收入，进而增加消费。二是满足未来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投资，例如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同类型养老院建设、专业陪护人员培训和工资补贴、医院建设、托儿所。这种着眼于未来消费的投资，既有益于弥补当前的总需求不足，又可以提高服务消费（没有养老设施就没有养老支出）在消费中的占比；不仅可以增加当前就业而且可以增加未来就业（劳动密集性产业的比重提高）。三是从供给方改善消费品和消费服务（如餐饮、旅游等）的提高，这类供给可以创造需求。

在中国的特定制度环境下，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宏观调控当局可以直接控制的政策变量，除了在当前能弥补总需求不足，还能提高中国潜在经济增速。把基础设施投资而不是某一具体制造业部门投资作为政策变量，是由基础设施的“基础性、公益性和长期性”决定的。

经济的长期增长离不开投资，虽然决策者可以根据现有信息对未来产业的发展趋势有个大体的判断，但除在个别情况下外，很难具体决定如何为“高新产业”（如半导体与芯片、高端工作母机、大飞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新能源、大健康与生物科技、量子计算与太空经济、跨境电商与全球化服务）和占制造业产出80%的“传统产业”（如机械、电子、化工、冶金、建材、轻工、纺织）的发展以及相应的具体产品的生产配置投资资金。

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但可以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而且可以避免因为错误决策而导致行业和产品“产能过剩”。例如，政府可能事先不知道人工智能将成为最重要的新兴产业，也不知道电动汽车会取代燃油汽车成为汽车行业的主流，但是政府知道电力供应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长期以来坚持对火电、水电、核电、风光、特高压、充电桩、综合能源等新、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这种大规模的电力基础设施投资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无论这种发展采取什么形式—打下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坚实基础。

反对政府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基础设施“接近饱和”。这种观点值得商榷。CF40研究团队测算，未来5年中国至少还有约31万亿的增量公共投资空间。某权威研究机构的一份报告指出，仅城市地下管道排水系统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就高达4.5万亿元。

2024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投资效益”。投资效益既包括商业回报，也包括经济和社会效益。由于基础设施的“公益性、长期性和基础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是否成功要看它们的外溢效应。

以5G为例，我国5G建设已累计投资超过7300亿元，截至2024年7月末，5G基站总数达到404.2万个，5G移动电话用户达9.66亿户。投资主要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承担（一些互联网公司和设备制造商也参与5G基站的投资），政府也提供了部分支持。没有基站建设，阿里、腾讯、华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没有巨大的发电能力，何来大数据算力？何来相关初创企业的发展？

不能要求公共投资项目自身在短期内取得商业回报。从事基站建设的三大电信运营商盈利良好，其他一些项目，如高铁，根据国铁集团财报数据，23年以前亏损情况比较严重，但高铁网络的修建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其社会效益难以估量。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能力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总需求不足时期恰恰是最大限度发挥这种优势的时期。当经济充分恢复自主增长之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随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而逐步退出。

不可否认的是，以往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确实存在严重浪费和重复建设等问题。2024年12月国办发布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禁止类项目清单，这类清单十分必要，应该把这个清单作为基础设施项目审批的重要标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甚至可能滋生腐败。但这类问题是可以通过法律和政治手段加以解决的，不能因噎废食。

七、“十五五规划”应安排类似“四万亿”的大项目

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弗曼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同1994-2004年相比，2004-2014年几乎所有G7国家的资本深化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都出现明显下降。按索罗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劳动生产率是资本密度（或人均资本装备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决定的。G7国家的总需求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同时下降不是偶然的。需求不足导致投资严重不足。资本密度增速的下降是G7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的最重要原因。其中日本资本密度增速下降幅度最大，为3%。【1】

弗曼的研究表明，增加总需求而非降低投资增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亦即人均GDP）的必要条件。

自2025年政府已经制定了扩张力度远大于以往的财政政策，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首次定为4%。但鉴于2025年中国面对的严峻外部挑战，中国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是否已经足够大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在“十五五规划”期间，政府是否可以安排一些同当年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时期类似的大项目。

例如，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沿河西走廊向中亚进一步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并建立相应的经济走廊。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是连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键区域，把西部大开发同建设中亚经济走廊相联系对于刺激内需，对于加强中国的国内安全和地缘政治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部存在大量的可投资领域。以新疆为例，新疆铁路运营里程达9,252公里（2023年底），但路网密度仍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5%。中吉乌铁路（新疆段）也存在巨大投资缺口；2024年新疆风光装机突破60GW（占全国18%），但配套储能仅2.4GW/4.8GWh；通信方面，新疆行政村5G覆盖率76%（全国平均92%），剩余24%集中在边境县；新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率85%（全国平均95%），南疆教师人才、校舍改造，以及基层执业医师和医疗设备更新都存在巨大人力财力缺口，等等。

像这样一举多得的基础设施投资现在不做更待何时？我们期待发改委尽快推出“十五五规划”期间的项目清单。

注释：

【1】Jason Furman，Demand and Supply: Learn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ESR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6，Tokyo, Japan August 2, 2016

（注：为方便阅读，本文删掉了数学公式。对这部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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