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John Ross)等人最近对大量经验数据的研究证明，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超高的相关性。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高度相关，且经济规模越大，相关性越强。这些经验研究的结果也说明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并非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现在多消费、未来少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未来多消费”的关系。

世界前50大经济体（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除外）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极高，即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越高，总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 罗思义等

就中国国情而言，国民普遍重视养老保障、倾向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因此消费倾向相对较低，投资率相对较高。这种偏好并无所谓“好”或“坏”，如何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一般而言，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投资率（资本形成/GDP）会出现逐步下降的倾向。但政府很难确定投资率的最优水平，更难于直接决定整个经济的投资率。政府所能做的是在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的同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实施逆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动，稳定消费者和投资信心。

“消费拉动经济”的说法只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速受到需求面的制约，我们可以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对某一年度GDP增长的原因或可能性展开分析。根据支出法，GDP=C+I+X-M。这里C、I、X-M分别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政府支出G被分解到作为GDP构成部分的其他部分中。

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为简化分析而做的隐含假设是“有供给就有需求”。在短期宏观分析中，因为供给不可能立即产生，所以假定供给是给定的， “有需求就有增长”。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可以暂时不考虑供给约束和供给结构问题，而先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总需求不足。

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就是使由该理论模型决定的GDP增速=潜在GDP增速。如果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决定的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政府就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速度，使实际经济增速=潜在经济增速。

 “消费拉动（或驱动）经济增长”的说法，仅仅在增加消费需求可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使实际经济增速等于或更为接近潜在经济增速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但如果总需求超过潜在增速，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需要抑制消费需求或其他总量需求，以便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事前制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上下。

三、中国的消费率过低？实际上可能超过美国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消费率过低。从数据来看，以2022年为例，中国最终消费是美国的43%(汇率1：7），2022年中国最终消费（63.8万亿），在GDP中占比为53.2%（=63.8/120）；同年美国最终消费（21.08万亿美元），在GDP中占比为82.9%（=21.08/25.44）。2022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为44万亿元，按1:7汇率为6.29万亿美元，同年美国的商品（goods）消费支出和餐饮消费（Food services and Accommodations）分别为5.94万亿美元、1.25万亿美元，加总为7.2万亿美元。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是美国的87.4%（=6.29/7.2）（不完全直接可比），

造成中国最终消费对美国最终消费之比，同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对美国商品+餐饮支出之比之间的巨大差距（43%对87.4%）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最终消费中消费服务所占比重远高于中国，而美国的消费服务价格又远高于中国。在美国，服务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通常在60%-70%之间，新冠疫情前美国服务消费占比为69%，服务消费明显高于商品消费。

而中国的消费结构则完全不同。2022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0590元，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3.2%。中国服务消费支出对GDP比明显小于美国服务消费支出对GDP比。虽然其中多少是由于量，多少是由于价格导致需进一步研判，众所周知，美国服务消费的价格远高于中国，我们自身的经验也可使我们感知美国和西方国家服务（如家政、房屋维修、快递、影剧院、律师费等等）的价格明显高于中国。例如，美国在洛杉矶救护车每程服务费平均约为 1200 美元—1300 美元左右。广州救护车单纯出车一趟（包括 5 公里左右运送、医生护士各一名出诊、两名担架员费用及院前抢救费等）收费 148 元。

从消费品支出对GDP比的角度看，中国明显超过美国。2022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70%左右；社零是美国商品消费支出（包括餐饮）的87.4%。换言之，从拥有消费品（汽车、电视机、空调等）的角度看，中国的消费支出对GDP之比明显超过美国。此外还存在许多统计口径和方法问题。这些问题都倾向低估中国最终消费对GDP比。

因此，在考虑消费结构与价格差异后，中国与美国在统计意义上所呈现出的消费支出对GDP比的差距，实际远没有数据所展示的那么显著。粗略估算显示，以商品消费占GDP比衡量，中国大约是美国的1.25倍。

简言之，中国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实物消费品，如汽车、电视等；而美国居民则更倾向于服务消费，如法律服务等。因此，从消费品拥有量角度来看，中国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实际可能是超过美国的。

中国基础设施、交通出行、居住、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性消费价格，与美国相比较低，这也是中国消费占比较低的原因之一

最后，一个不应忽视的事实是，长期以来，中国房地产投资对GDP比远超过一般国家，但房地产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应该是为了满足购房者的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如果把这类房地产消费计入居民消费，经过调整后的中国消费率将会比现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许多。

不同民族、文化、制度下和不同代际间，居民的时间偏好（或消费贴现率）都会有相当的不同，因而储蓄率也各不相同。例如东亚国家普遍储蓄率较高，这是东亚奇迹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储蓄率（投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本身不一定是个问题。相反，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可能是一个发展中国得以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优势。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一概而论。

首先，储蓄不应该是政府强制（forced savings），而是居民自主决定的储蓄。如果公众认为中国目前的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希望提高消费率没有任何问题。反之，如果公众希望维持中国目前的储蓄也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应该适当，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但何为适当，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地缘政治问题。

第三，储蓄率可以分解为由文化、社会和经济增长趋势决定的基本储蓄率和由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储蓄率波动。如果储蓄率较高是因为基本储蓄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政府无需刻意降低储蓄率。如果储蓄率的提高是“周期性”原因（如受到某种冲击，经济增速下降，收入预期恶化，居民减少消费--凯恩斯的储蓄悖论，Paradox of Thrift）导致，政府就需要进行逆周期调节，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

四、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偏低？被夸大了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似乎是学界的另一个共识。通常引用的是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43%的数据，而其他国家的这一比重普遍在60%以上。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有两套口径：一套基于入户调查，另一套基于资金流量表。2022年，基于资金流量表的计算，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9.3%，二者差距显著。入户调查数据存在系统性偏差，因为入户调查需填写问卷，补贴金额有限，低收入群体更愿意参与，导致调查样本更多为低收入者。此外，部分居民在填写时还有“向外低报”的倾向。

与其他国家相比，2022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6.22%，丹麦为46.1%，都低于中国按资金流量表计算的59.3%。英国为61.47%，仅略高于中国。各国国情不同，简单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尽管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确实偏低，但也并不像某些观点所表达的严重偏低。由于统计数据本身存在不准确性，我们不应该对部分统计结果过度解读。

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偏低，但政府收入对GDP比也偏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企业未分配利润对GDP比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如果希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显然不能依靠降低政府收入对GDP比。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选择是降低企业未分配利润对GDP比。

企业可支配收入 =税后利润+折旧-分红。中国企业未分配利润对GDP比偏高是中国的经济体制、税制、逆周期宏观经济调节政策等等多重因素决定的。中国企业留利较高，也可能意味着企业需要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创新（当然也存在上市公司不分红问题）。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之所以有大量企业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离不开这些企业的大量投资。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负债率明显高于一般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未分配利润对GDP比是否应该下调、如何下调是个复杂问题，需要单独论证。声称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太低，并暗示政府收入对GDP比过高至少是证据不足的。应该说，在当前情况下，调整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并非我们的当务之急。

中国居民的消费量，在有些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图为2025年端午节期间，广东佛山的赛龙舟比赛吸引了大量当地和外地游客 南方网

从实物消费量进行比较，中国生命预期高于美国（2021年78.2岁对76.1岁）；在实物指标方面，中国居民消费并不低于发达国家，在有些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例如，卡路里摄取量、蛋白质摄取量、儿童身高、城镇居住面积、住房拥有率、教育年限、奢饰品销售、人均肉类消费等。如果考虑到社会实物转移(STIK)，世界银行2021年ICP价格（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2021 prices）显示，中国在居住、教育、休闲和医疗的消费量是用市场汇率度量的消费量两倍多，考虑到最近三年中国的准通缩状况，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消费量还要更高。

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招商银行数据显示 2.4%的金葵花客户拥有81.8%的储蓄资产。根据李实教授的研究，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现在基本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位水平。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0.491，接近0.5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5，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国家。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5之前出现了一个转折，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缓慢下降期，但下降的幅度并不大，7年的时间下降幅度不到3个百分点。2016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处在相对稳定的0.46-0.47之间波动的状态，意味着2016年开始我们的收入差距没有出现进一步缩小的趋势，而且收入差距仍然处在一个高位水平。尽可能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关乎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且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综上所述，从消费对GDP比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多数国家的差距并不像有些自媒体宣传的那么显著，但在追求共同富裕目标方面，我们确实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五、现有扩消费措施刺激消费增长的效果有多大？还需研究

中国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比在过去十年（2014-2023年）的平均值约为 54%。201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跌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低点49.1%。2023年回升到53.7%。与此相对比，全球平均最终消费率约为56.5%，高收入国家则普遍在70%以上。简单的国际比较只能作为参考，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例如，201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仅为49.1%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执行了扩张性财政刺激计划，2010年GDP增速为10.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高达23.8%。2010年中国消费率跌至49.1%，反映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后果，并不说明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有什么变化。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消费对 GDP比呈上升趋势；投资和净出口对 GDP比呈下降趋势。在有效需求不足状态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GDP中占比的此消彼长，反应了宏观经济变量的内生变化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