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经济增长是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观察者网曾发布过多位作者包括罗思义、朱天等人的文章，对主流看法提出争鸣。本文是余永定近日在人大宏观论坛发言基础上补充扩展而成，并赐稿观察者网发布，文中对“消费拉动增长”这种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进行了澄清。

作者认为，从长期经济增长而言，根本不存在”消费拉动”这样一种增长模式，而且从中美消费结构比较看，“中国消费率过低”的结论也很成问题；由“老百姓不消费”追溯到的原因“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过低”，也证据不足。从今年实现5%左右增长的短期目标看，提高消费是必要的，但是目前的促消费政策效果有多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作者认为，为了避免“要增加收入就要增加消费，为了增加消费就要增加收入”的循环论证，就必须找到一个“第一推动力”，而这个推动力只能是由政府提供融资的基础设施投资。鉴于2025年中国面对的严峻外部挑战，作者建议在“十五五规划”期间，政府可以安排一些同当年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时期类似的大项目。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永定】

一、“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并不存在

关于“消费驱动”这一说法，谈论最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和萨默斯。克鲁格曼声称，中国长期以来“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濒临金融危机的边缘；萨默斯则认为，中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讨论“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的选择时，首先要明确我们所讨论的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还是短期宏观调控问题。西方学界谈论中国的“投资驱动”时，实际上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和增长模式，即所谓的Growth Strategy或Paradigm。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发展），同在某个特定年度如何使中国经济增速实现某个特定经济增速目标，如2025年如何实现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关注中、长期经济增长，研究的是供给方问题；后者侧重短期调节，研究的是需求方问题。

作为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根本不存在 “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

以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为例，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储蓄率越高社会总产品的产量增长越快，反之，“消费率”越高社会总产品的增速越低。

以列宁的再生产理论为例，列宁在23岁时在一篇题为《论市场》的文章同民粹派进行论战，用“数例”构建了一个实质上是一个差分方程组的增长模型。列宁利用这个模型证明，尽管俄罗斯贫困、消费不足——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得不到发展，但由于有机构成在不断提高，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可以脱离第二部类增长缓慢的束缚而增长。因而，俄罗斯必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

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不仅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中，情况亦是如此。例如，在最早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中， “经济增速=储蓄率/资本产出率”。 由于假设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储蓄率=投资率。该模型表明：经济增长由投资率与投资效率决定，消费的增加意味着储蓄和投资的减少。在其他因素给定条件下，消费的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

从标准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考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出的经济增速模型表明，给定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经济增速是投资、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函数。显然，对于决策者而言，投资、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都是十分重要的，必须掌握好三者的比例关系。

当前，中国政府十分强调产业和产品创新，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就这种情况而言，可以说中国存在“投资驱动”和“技术进步驱动”之间的选择，但技术进步不是从天而降的，技术进步离不开各种形式的投资。因而，也可以说中国面临“一般性投资驱动“和“注重创新的投资驱动”之间的选择。

可以对生产函数加以扩展，把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等因素包括进去。人力资本的改善同教育、健康等因素有关，如果说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拉动作用，那么这种拉动应该是通过人力资本改善实现的。但消费—人力资本改善—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需要具体的量化研究，不是简单说说就可以得出结论的。同时，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的消费是某些特定类型的消费，而这种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的特定类型的消费的提供是同传统意义的投资密不可分的。

总之，对决策者来说，在不同时期，由于条件不同，经济增长对投资、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依赖程度会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的增长模式可以贴上“投资驱动”、“劳动力驱动”或“技术进步驱动”的标签。但不管怎么说，不存在 “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和战略。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克鲁格曼批评东亚经济的增长仅仅依赖资本和劳动投入而不是技术进步。他的说法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他当时也并未主张东亚国家应该实施“消费驱动”的增长战略。

一辆汽车，既可能是投资品也可能消费品。提倡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从“投资驱动”变换为“消费驱动”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一项经济活动可能同时兼有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性质，一件产品也可能兼有投资品和消费品的性质。如登山、健身支出的既可以看作是纯粹消费支出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一辆汽车既可能是消费品也可能是投资品（取决于汽车的用途）。不可否认，某些类型的消费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驱动作用。这种类型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还需要通过经验研究加以确定。但无论如何，在不加严格限定的情况下把消费说成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倡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从“投资驱动”变换为“消费驱动”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其后果也是不难想见的。

否定“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存在并非意味着投资越多越好。投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在给定条件下，投资率存在一个理论最优值。以哈罗德-多玛模型为例，投资率（储蓄率）太高可能导致资本-产出率的上升，因而过分提高投资率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而不是上升。

当然，资本-产出率上升也不一定是投资率过高造成的。由于某种原因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为了维持目标经济增速，政府还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提高投资率。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片面强调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结果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资本-产出率上升这种经验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二、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在当期消费和投资存在非此即彼的取舍关系，但在长期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则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给定收入，把更多资源配置于投资，消费就会减少，反之则反。但从长期看，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现在就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但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

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取舍，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于1936年提出的费尔德曼模型建立在马克思在生产理论基础之上的。该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现在多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以实现未来多消费”。

费尔德曼等认为，计划者最重要任务是正确决定如何在两大部类间分配投资。如果现在用于生产资本品的投资较多、生产消费品的投资较少，当期消费品产量较小。由于用于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增速较高，随时间推移，消费品的生产会迅速增长，并在某个时点上超过初期增长路径上提供的消费品，取得“先苦后甜”的结果。

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取舍关系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索罗的经典增长理论模型假定：给定生产函数、劳动力增长速度和资本折旧率等因素，在由不同储蓄率定义的不同经济增长路径上都存在由人均资本量和人均收入定义的某一点，在这些点上都存在一个人均产出、人均资本、人均消费增长率都为零的稳定状态（steady state）。

除理论之外，西方经济学家也对经济增长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例如，巴罗在他的著名教科书中《经济增长》一书中明确指出，跨国的经验证据表明，消费支出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他还指出，总投资对GDP之比与体现为教育和健康的初始人力资本存在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