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改革和强调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无矛盾

Q8：2023年，关于中国经济面临的是周期性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应该主要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加码还是深化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出现了较多讨论。一些观点认为宏观政策空间已经不大，而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有立竿见影之效。您对此怎么看？

余永定：我已经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中国还具有很大的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理由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如果一个通胀率在零附近的国家不具有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就没有任何国家具有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了。

所谓“周期性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下，一般是指同宏观调控相关的问题。如物价和经济增长的波动问题以及应执行扩张性还是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

什么是结构性问题？大家的理解似乎有些歧义。“结构”的字典解释是：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和安排。据说马克思首先提出了使用“经济结构”的概念。1990年代和2000年代，欧洲的一些学者曾建立一门称之为“结构经济学”的新学科。这门学科的建立者把“经济结构”作为研究对象。而“经济结构”包含三个要素：生产者所拥有的技术、资源禀赋和居民消费偏好。“结构经济学”的任务则是提供一种包含上述三个要素的国民核算框架，并以此为工具，分析诸如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速度将产生什么影响之类的问题。“要素禀赋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变化”则是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我写道：中国面对的经济问题错综复杂。这些问题包括增长方式问题、经济发展问题、产业政策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就业问题、物价问题、国际收支平衡问题、需求结构问题、财政和货币政策问题、公司治理问题、金融监管问题、金融深化和自由化问题、人口问题、社保问题、产业组织问题、区域经济问题等等。在讨论短期或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时，为了方便，经济学家则往往把相关问题分为两大类：结构改革（structural reform）和宏观需求管理（或调控）。宏观经济政策之外的问题被称之为“结构问题”。　

不难看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性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这样一种“二选一”的问题，而是应该执行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应该进行什么经济结构改革的问题。术有专攻、业有分工。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不同领域的问题，需要而且只能提出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专业性解决方案。“中国经济面临的是周期性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是个错误的问题。

“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有立竿见影之效。”我赞成这种看法。我们都清楚的记得，1983年中国推出包产到户政策，粮食短缺问题迅速解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迅速反弹。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当然，宏观调控和改革也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一切就都无从谈起了。

强调结构改革的重要性同强调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并无矛盾。但结构改革毕竟不是宏观调控的工具，一般而言，结构改革的具体目标也不是为了实现某个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某项改革可以通过何种具体途径对宏观经济会产生何种影响要具体论证。总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资料图/新华社

·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维持3%-4%的通胀率应是适宜的

Q9：针对低通胀问题，您曾提出“中国或许应该考虑盯住某一通胀率的政策，比如把3%作为通胀率目标”。对于这一设想，您是否可以展开谈谈？这与“通胀目标制”有何联系和不同？

余永定：货币政策目标分为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又分为单一目标和多重目标两种情况。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多重目标，包括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实际上中国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汇率稳定、金融稳定、资金配置（精准滴灌）等等。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单一目标——通胀率目标。

目标过多容易顾此失彼。2005年之后，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央行已经淡化了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稳定的目标。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目标和促进就业目标大体上是一致的。在中国以往的实践中，提高经济增速除其本身的意义外，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创造足够的就业。

由于种种原因，包括统计上的原因，在现实中我们主要考虑的是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两个目标。但是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存在冲突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往往伴随通胀率的提高，抑制通胀往往又会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因而，在两者之间存在取舍（trade-off）关系。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难点也正在这里。

中国目前的情况有些特殊，自2012年以来，在经济增速持续下跌的同时，中国的通胀率也持续下跌，进入了低通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也就无需为在通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取舍而煞费苦心了。这种经济增速和通胀率双降状态，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应该执行强有力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传统上，中国的GDP增长目标是点目标（2020年例外），通胀目标表面上也是点目标（在某些年份没有具体目标）。虽然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一般都会提出把物价总水平增速控制在X%左右，但在实践中，我们不会因为通胀率增速低于计划增速而采取额外措施。在公众和政府心目中，物价越低越好。

决定通胀率的直接原因是经济总体的“供求缺口”。物价的持续下降是经济总体“有效需求不足”的反映。由于种种原因，过低的通货膨胀率（量度指标各有不同），如低于2%，也是经济总体有效需求不足的反映。正因如此，只要通胀率低于2%，发达国家货币当局就会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主要是降息），力图使通胀率上升到2%。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维持轻度通胀，对经济增长更为有利。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反映经济总体供求均衡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其原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通胀率往往存在高估的情况。同一种产品的价格在去年是100元，今年是200元。但这种产品的价格实际上可能并未提高。因为由于质量的提高，单位产品的使用价值是原产品的两倍。就中国而言，维持3%-4%，甚至更高一点的通胀率应该是适当的。如果通胀率低于2%，中国的宏观当局就更应该毫不犹豫地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的是单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仅仅根据通货膨胀率对通胀目标的偏离而决定货币政策的松紧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考虑GDP增速（以及相应的就业）。

在目前形势下，不管基于对经济增速还是通胀率的考虑，中国都应该执行具有足够扩张力度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否则，在经济增长尚未恢复之时，一旦由于某种外部冲击，通货膨胀率突然上升，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扭转经济增速持续下跌的机会窗口就可能会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