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的陈明忠静静坐在上海书城三楼的签售台旁。刚刚在他的新书《无悔》发布会上，陪伴的人很多，高金素梅在右手，朱实老先生在左手，夫人冯守娥和吕正惠教授坐在第一排笑眯眯地看着他。但这会儿人都不在跟前，有的先去楼上报告厅准备新书研讨，有的在附近忙碌。大妈们排了一长队等签名，这时书没了，营业员赶紧打电话去调取。他一时闲了下来，一个人坐在轮椅上，看了看旁边空着的椅子，有一点茫然地等待着。

8月15日，陈明忠新书《无悔》在上海书城举行新书发布会。

这是2016年8月15日上午的10点半。这一瞬间的孤单他一定不陌生。生命中一大段时间都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等待着，就像《百年孤独》里的奥雷里亚诺上校，一生都在等待暗杀者的到来。先是被关进日军监狱，恰逢光复，但参加“二二八起义”遭通缉，1950年代在白色恐怖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十年。出狱后凭借出色的化学知识做制药生意赚了钱，悄悄资助陈映真办左翼文学刊物。1976年他再次被国民党政府投入监狱，备受酷刑。这让他想起1950年代入狱的那段悲情时光，热爱新中国的狱友们一个个走出监狱赶赴刑场，出门时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冯锦辉与他道别握手的时候，手却是温热的，视死如归。大陆来的地下党员张伯哲赴死前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狱中安静了下来，他已成为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因为台湾保钓人士在国际上大力呼吁援救他，他终于被免死刑，最后由蒋经国昔日秘书马英九出面斡旋，1987年获准保外就医。

吕正惠：这是他的大舅子绑着出去被枪毙的时候。这是吴石。（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

无人听见的歌声

陈明忠回忆录《无悔》的校订者，台湾淡江大学荣退教授吕正惠有一次告诉我，他喜欢两首歌，一首是《歌唱祖国》，一首是《安息歌》，后面一首是陈明忠狱友赴刑前唱的歌。他们的歌声平静，仿佛瞿秋白在说“此地甚好”。

但没人听见他们的歌声，我是说，我们大陆人很长时间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的歌声。只有被写在课本、小说里的就义时刻才会被人铭记一段时间，只有热播剧里的余则成才能让人追问一下那些台湾志士的命运。但这样的人曾经何止千万。

我也是近年才知道陈明忠，但已沧海桑田。少年时候我爱不释手的台湾作品都是龙应台、余光中、王鼎钧……优雅的中上层知识分子。那时节大陆统战工作聚焦于老“朋友”国民党群体，相关作品红红火火。而台湾左翼在大陆出书，非常不容易，这次出版堪称幸事。

陈明忠的小伙伴陈映真1980年代终于有机会来到魂牵梦绕的大陆新中国交流，结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不受大陆作家欢迎。他说改革开放要警惕跨国公司的负面，以诉苦文学著称的张贤亮立刻打断他，“跨国公司快点来污染我们吧！”难说谁是谁非，实在是相隔久远，两边预期落差太大。

台湾志士终于活到与祖国相逢，而大陆的作家经历了极左惊魂，这时一心想着拥抱美国。今天的年轻人不再知道《安息歌》，却熟悉《十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近年来中国发展成就被混乱中的世界另眼相看，台湾志士的声音才重新被大陆民族主义者发现。

1995年，台湾导演侯孝贤拍摄影片《好男好女》，伊能静出演白色恐怖时期的牺牲者、共产党人钟浩东的夫人蒋碧玉。蒋碧玉父亲的角色，侯孝贤特意邀请钟浩东曾经的狱友陈明忠先生扮演。

而陈明忠，1980年代在狱中看到了大陆的伤痕文学，一群“聪明”人写的东西，控诉极左政治的伤害。陈明忠不懂怎么回事，深受打击，难道自己梦寐以求的大陆已经不再珍惜那场革命了？所有的流血牺牲还有什么意义？他那被酷刑、死亡、无助重压住的身躯，全凭对新中国的热望活下来，一时间希望全没了。只有失落过的人才能体会这样的痛苦吧。但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现实，作为岛内极少数偷偷阅读鲁迅作品的人，他坚强地开始调整自己的思路去理解大陆的变化。

他说：“台湾左派内部的一个分歧点就在这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人（文革左派）的看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就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人（譬如我这一代）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参加共产党或接触社会主义的人，对改革开放有一定的理解。因为新民主主义者，本来就主张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现代化、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利用资本主义、又限制资本主义，然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所采用的，不是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而是有限制的市场化。”“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终于慢慢厘清了自己的思想。我跟刘少奇一样，可以说是两阶段革命论者。我主张先用国家的力量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搞现代化，但要朝着社会主义目标，就是邓小平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现代化，就不能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也不能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那样的话，什么社会主义都不要讲了。”

这个看法倒是接近大陆的现实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