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地缘政治强调国际政治由地理特性或是意识形态等单一要素决定。国际间秩序则基本取决于大国的意志。在这个框架内，诸如环境变迁、自然资源、人口与资本流动等各方面因素，都可能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地缘政治在19世纪欧洲霸权竞争的背景下诞生，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依照“地缘政治”这一术语的发明者鲁道夫·契伦来看，地缘政治是“以国家为对象的科学”。国家的生死存亡与成败取决于对于自然环境空间的掌握。同时，欧洲大国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来自于争夺空间的战争。因此，地缘政治学在契伦看来，主要也就是一门战争的科学。

在这种地缘政治视角审视下的欧亚大陆于是成为了“控制”世界命运的关键核心地带。无论是为英帝国张目的麦金德，还是后来强调美国霸权重要性的尼克拉斯·斯皮克曼都表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两人当中，前者更重视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控制，而后者则更强调应当争夺“边缘地带”，即“世界岛”沿岸的中东、印度、东南亚、中国、以及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区。

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家们更将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结合起来。在这种视角下，西方的遏制政策不单着眼于对“心脏地带”的欧亚大陆国家的遏制，也积极采取防止意识形态敌人向第三世界扩散的战略。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西方甚至不惜采取代理人战争，或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扶持法西斯主义右翼政权的方式，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

图片来自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网站

然而，即便从“地缘政治”逻辑内部来看，这种冷战时代的战略也很难再次将欧洲拉到美国的霸权战车上来。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之后的第三世界独立浪潮，使得欧洲原有殖民帝国在全球的势力大规模收缩。美国成为今天唯一一个在全世界各大洲都有驻军的霸权者。随着上世纪末苏联的解体，欧洲主要国家面临的“地缘”威胁变得并不十分明显。以法德为主的西欧国家，因此在20世纪末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都致力于建设欧盟，恢复并发展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然而，在同时期，美国则大大增加了在亚洲、巴尔干、以及非洲的军事活动，表现得更像是19世纪末期的英国。

在帝国主义意识驱使下，北约这个冷战时期的遗留物也开始变得像是美国通往全球霸权道路上的阻碍。21世纪美国第一次抛弃盟友的行动开始于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3月，小布什对伊拉克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这场战争遭到了诸如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们的坚决反对。支持美国战争行为的国家除了英国之外，还包括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南欧国家，以及波兰、匈牙利以及捷克等当时还未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还有传统便亲美的丹麦。这些也是今天造成欧盟内部巨大分裂的主要国家。美国似乎很乐意见到欧洲的分裂。2003年1月22日，在正式决定入侵伊拉克之前，当时的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更是明确地将德法这两个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伊拉克的国家称为“旧欧洲”。而将所有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称为“新欧洲”。拉姆斯菲尔德甚至还不忘给日后的欧盟埋下个定时炸弹，督促北约东扩，从现实上将俄国再次塑造为欧洲地缘政治的敌人。

我们并不需要回到太久远前的历史，便能看到，在美国霸权的世界观中，不存在真正的盟友，只存在自身霸权目标的临时同谋。前段时间爆出丹麦协助美国监听德国、法国、瑞典、挪威等国政府首脑与高级官员的消息，也恰是美国这种只许自家独大心态的生动体现。因此，无论是3年前特朗普抛弃G7，还是今天拜登为了“团结”对抗中俄而高调回归G7，骨子里其实都写的是同样的四个字——美国优先。这四个字，自美国建国之初便不断被“发扬光大”。

以西方霸权者利益为中心的“地缘政治”观无法用来解释中国所追寻的世界秩序理想。这种理想，建立在一个反对任何形式霸权的、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圈子”的、平等的秩序观与共享的空间观之上。直至那时，冷战才能真正结束。一个普遍的体系、一个没有霸权者的秩序必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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