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全球格局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英帝国全球秩序内部，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都出现了所谓建设“白人的国家”的浪潮。这种浪潮一方面是向宗主国英国本土要求更高的自治权利，另一方面则向内希望彻底排挤有色人种，将有色人种锁定在社会底层，以此维护白人的优越地位。这种建设“白人的国家”的舆论，由垄断资产阶级上层抛出，并迅速在白人工人与农民中得到巨大支持，一时间成为这些白人定居殖民地缓解社会阶级矛盾的重要手段。

再者，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的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开始越过太平洋，进行全球霸权扩张。同时，日本在《马关条约》占领台湾之后也试图复制欧美霸权的帝国主义政策，开始在亚洲地区开展殖民扩张。随着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更在种族主义话语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自身塑造为“黄种人”命定领袖的形象，将自身的帝国主义霸权扩张包装为“黄种人对抗白种人殖民”的“正义”行动。

德国画家赫曼·克纳科弗斯于1895年创作的版画，“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被称为“黄祸图”。

而正在这一新旧霸权忙于帝国主义缠斗的同时，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今天，在帝国主义者及其拥趸的笔下，这场运动被彻底打上了愚昧落后的标签。然而，恰是这场运动，让西方霸权主义者意识到中国普通劳动人民不愿屈膝为奴的坚定心态；也正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黄祸论”在西方开始流行。

“黄祸论”（die Gelbe Gefahr）一词最早于1898年出现在德国。1900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主要在西方英语世界的公共媒体上迅速传播开来。在这一话语中，“黄种人”随着政治语境的变化，所指向的可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日本人等；其最核心的情绪是一种对“亚洲人入侵西方”的深刻恐慌。刺激“黄祸论”在西方流传的几个重要事件，除了日本崛起、义和团运动之外，令欧美白人社会普通民众产生最直观感触的事件还应当是当时迅速增多的中国劳工。

随着英美及其他欧洲列强19世纪中期废除奴隶制后，原有的定居与经济殖民地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这些来自中国的未被彻底殖民的劳工，迅速成为替代奴隶的劳动力来源，用契约的形式捆绑，从事最低级的苦工。他们除了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白人定居殖民地外，还运送到海峡殖民地、秘鲁、古巴、法属大溪地、英属斐济、瑙鲁、西萨摩亚群岛、德属与英属新几内亚、英属南非、法属塞内加尔、法属尼留汪、刚果“自由”邦、莫桑比克、德属东非殖民地等各经济殖民地。可以说，在奴隶制被迫终结后，剥削来自半殖民地中国的劳工，成为供养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全球霸权网络、支持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垄断资本主义的金融机器将华工运送到亚非拉各个角落的同时，垄断资本主义的信息机器则在白人定居殖民地与本土进行反华宣传。用种族主义来掩盖垄断帝国主义经济发展对亚非拉世界、本土白人工人的剥削。将工人与社会中下层面对的巨大经济收入鸿沟、失业压力转移为针对黄种人的种族仇恨。其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大众媒体，塑造华人的刻板形象，将“华人”描述为落后、阴险、堕落、野蛮的他者，将“中国”包装为狡诈、愚昧、但却极具威胁的敌人。

华人劳工被运往矿区途中的老照片 截图来自央视视频

华工居住的宿舍 截图来自央视视频

能够证明这一“黄祸论”运作机制及其恐怖影响的一个重要案例，是1904-1910年间的南非华工事件。布尔战争后，英国在南非特兰斯瓦尔、罗德等地区的殖民地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维持当地经济命脉的矿业便开始从亚洲引入苦力劳工。此举在讨论之初便遭到了南非当地白人（布尔人）和英国劳工移民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引入华人后，会出现类似美国与澳大利亚等地出现的问题，即华工在合同结束之后，滞留当地，从事零售、洗衣、餐饮等服务行业，对当地白人的就业产生威胁。如何将华人锁定在“非技术劳工”的经济身份上，确保华人与当地社群的绝对隔离，成为了当时输入华工讨论的重点。南非矿业的矿主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立法，保证输入劳工在合同期间不可离开驻地，且合同结束之后立刻被遣返回国。此提议也得到了英国本土保守党政府的支持。

为了缓解来自本土白人的不满，南非矿业含混地表示将会输入亚洲劳工，并重点考虑输入印度苦力。但是，讨论中发现，由于印度属于英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在法律上很难要求印度劳工在完成合同后立刻被遣返回国；一番权衡之后，既能适应南非天气，又勤劳肯干的中国劳工成为最佳选择。自1904年第一批华工抵达南非德班港开始，围绕华工问题的媒体公关争斗，就成为南非乃至英国本土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核心事件。

从1904年输入华工至1906年英国本土大选，英语媒体上的反华仇华论调便不绝于耳。几乎每周都能在报纸上看到，“中国人从劳工营中逃跑、杀死南非当地白人农民、伤害白人女性与小孩的故事。这种传播“中国人威胁”的报道伴随着路透社的全球电讯网络，被发往世界各地。南非、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媒体上，几乎充斥着对此类“新闻”一字不差地重复报道。这类事件虽多为捏造，但也不妨碍报道这类事件的媒体塑造自身“揭露真相”的形象。

在中国威胁论的渲染下，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暴力被很快合理化。这类暴行被视为“文明世界”对“邪恶的野蛮人”的一种惩治教化行为，是一种维护并散播“文明世界”的至善举动。这类论调，不但被用来为各个白人定居殖民地的排华法案做辩护，也被用来美化列强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甚至，当面对名义上非法的针对华人的私行残杀案件时，“黄祸论”也会被搬出来，用污名化华人的方式，为罪犯开脱。这一点，在今天亚特兰大警察局发言人为枪击案罪犯开脱种族仇恨罪行的表态中也能看到痕迹。

在文明教化使命的话术下面，埋藏的是种族主义与垄断剥削的根基。1906年，南非的《王子报》（The Prince），刊登了一张连着头皮的中国男性发辫的照片。照片说明称，这是一个在南非犯罪的中国犯人，在被处决前“自愿”被割下的。报纸还表示，这类连着头皮的发辫由“监狱犯人和工作人员”，在犯人死后割下，并“卖给殖民官员”作为“纪念品”。

在“黄祸论”的舆论下，这跟连着头皮的辫子被淡化为“辫子”，并被赋予“守旧、迂腐、女性化”的意味。而割头皮这一残酷行径，则被扭曲为一种白人男性气概的表达。渐渐地，这个白人殖民地媒体中的“头发故事”便成为了对具有符号意义的“剪辫子”行为的讨论，这张照片背后的暴力也被大众媒体讨论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白人帮助黄种人剪除落后的辫子、引领黄种人进入文明的意识形态狂热。

实际上，今天我们在读这些血淋淋的事件时，不应当感到陌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英语媒体上看到类似话术。新冠疫情爆发后，英美国家中针对亚裔群体的暴力案件不断发生，然而在媒体报道中，这些时间总是被当做孤立事件一笔带过，甚至总会有意无意地强调，犯罪者都是社会底层，或是少数族裔街头混混。

美国亚特兰大市发生连环枪击案，8人遇害，其中6人为亚裔。图自法新社

在此次亚特兰大枪击案之后，被西方媒体塑造为西方民主救星的拜登和哈里斯，轻描淡写地表达了“同情”，并将这种暴力描述为“过去几个月”刚刚出现的情形。言下之意，这是特朗普政府的责任；而承载了“文明使命”的拜登政府则永远和亚裔“站在一起”，仿佛暴力永远是他者的恶，而文明则是社会精英的专享。

今天，无论是特朗普、蓬佩奥们，还是拜登、哈里斯、布林肯们，这些高高在上的霸权者们，在他们的信息垄断平台上，向世界贩卖中国威胁论、贩卖对香港、台湾“自由”的关切、贩卖对新疆“人权”状况的担忧，说到底还是在重复20世纪头一个辛丑年的老套的“黄祸论”。霸权者们幻想的是一个旧世界的延续，但时隔百年、两个甲子，今天的中国人和全世界被霸权者压迫的人们，视野永远注视着一个新世界的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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