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此时此刻，在21世纪第一个辛丑年的开始，中国与美国在阿拉斯加开始了一场高层战略对话。

一开场，美方国务卿布林肯便在媒体镜头前发表了一番充满陈词滥调的狠话，气势汹汹地指责中国在“香港、新疆和台湾”的“动作”，“威胁了维持全球稳定的现有国际秩序”。作为回应，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明确表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并不承认美国的价值就是国际价值，不承认美国说的就是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同时，回应中还清楚表明，美国这种在国内国际公共媒体上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无端指责，塑造中国威胁论的行径，本质上是“向世界转嫁矛盾、转移视线”，以掩盖自身社会矛盾，以及历任美国政府用对外战争胁迫国际社会、维护自身霸权的事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上回击美方发言 截图来自视频

就在中美高层对话的同时，美国国会针对亚特兰大枪杀亚裔的恶性种族主义仇恨事件举行了听证会。会上，得州共和党议员奇浦·罗伊（Chip Roy）则照旧试图贩卖中国威胁论，继续抛出一系列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增强军力扰乱太平洋”“掩盖病毒真相”等“罪行”，为自己的种族主义反华论调，披上一层维护美国全球利益、保护全球秩序的幌子。

我们也能在欧美媒体精英，甚至是不少亚裔媒体精英的言论中找到几乎同样的论调。3月16日，曾供职于英国《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政客》、《外交政策》等重要媒体的美籍华裔记者梅丽莎·陈（Melissa Chan, 中文名陈嘉韵）便在推特上表示，不忘告诫大家，要谴责种族主义，是更要防止中国借机进行“政治宣传”。

可见，这种“反共不反华”“反中国不反中国人”的话术几乎就在重复被某邪教组织唱烂了的“爱国不爱党”论调，试图用冷战式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掩盖一个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核心。将丑陋的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对白人至上主义的病态追随，包裹在“反共”与“追求民主自由”的旧旗帜之下。

当地时间3月19日上午，拜登搭乘“空军一号”前往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席当地亚裔社区活动。不过，他在登机时出现意外，大约3秒钟时间内多次跌倒。

实际上，在过去五年里，英美舆论场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黄祸论”。它几乎完全重复了19世纪末的黄祸论，一方面塑造中国非人性的残暴形象，另一方面将中国描述为西方“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前者主要通过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展开，后者则围绕台湾、南海、香港、新冠疫情以及信息科技等方面做文章。本质上，这种新“黄祸论”无论在媒体操作手段、政治目的还是话语形式等方面，都同过去一个多世纪反复出现的黄祸论并无两样。

这种由媒体与政客共同推动的“黄祸论”，在英美社会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反华情绪。这种种族主义情绪导了中国人以及中国海外企业有可能遭受巨大的人身与财产伤害，也令在英美国家生活的亚裔人群饱受其害。同时，在“中国威胁论”这个意识形态幌子下，“黄祸论”几乎成为今天英美世界的一种被容许的种族主义。

在反共意识形态与中国威胁论包裹下的“黄祸论”种族主义在英美社会的蔓延，恰恰凸显出今天英美政治与社会内部的巨大矛盾和空虚。不断制造出的各种议题，是当今议会民主制度体制下，各种政治力量屡屡用来谋取部门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它与欧美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密切联系，在大众媒体上制造紧张气氛，目的是希望通过塑造共同的敌人，以转移社会民众注意力、缓解社会矛盾压力。正如沃尔特·李普曼在1922年《公共舆论》一书中说的那样，“出现了一个争端，政治就会引人注目。”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公共舆论是一个多部门组成的复杂体系，其本质上是一种精心伪装的宣传运动；其手段，主要来自公关、广告行业经验；其理论基础，源自20世纪初的泰勒主义与控制论思想。这种理念相信，传播、信息、意识，是可控的，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对特定事务与观点的认识，都可以被机械地制造。

“黄祸论”是欧美国家，特别是英美两国对信息武器化应用的历史，其世界观基础是二元论。在其媒体话语中，表现为这样的心里暗示：真相的对面永远是谎言，真相代表着道德，而相应地谎言代表虚伪。与这种二元道德观相配合的是二元世界秩序观。在二元论基础上，一整套的世界观得以确立。在这里，自由对抗压迫；谎言是压迫者的语言，拥抱真实的人则是自由的。世界被非黑即白地一分为二：西方对抗东方，民主对抗专制，善对抗恶。

这种二元论的心理预设在受众心中有效地筑起了一道防御墙，主动过滤来自“压迫者”的“谎言”，寻求来自“自由”的“真相”。加上英语、英语媒体、英语学术机构在全球的文化霸权，以及谷歌、脸书、推特、Youtube等网络平台的垄断，受众、特别是来自欧美世界的受众，很容易被包裹在“信息茧房”中；来自中国的声音也很难正面打破这种由意识形态、信息技术手段创造出的“回音室”。

近几年国外社交平台上，反华舆论的迅速增长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公开反华宣传的政策密切相关；甚至在英语学术性刊物上，都开始出现更多对中国极不友好的态度。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斯金纳，曾将中美关系视为“文明冲突”的言论震惊舆论。截图来自视频

具体来说，欧美世界在公共媒体上的“反华”声音可以做以下的两种细分。首先，如果遵循一般意义上西方对政治左右翼别的分野，我们可以发现，来自右翼的声音，乐于采用智库报告、自媒体、社交媒体短评意见，以及阴谋论等形式进行自我包装；主要围绕反共与中国威胁论等冷战意识形态浓厚的陈词滥调展开。当然，还有部分右翼媒体在“言论自由”的幌子下，赤裸裸地在主流媒体上散播种族主义论调。除此之外，包括大量来自台独、疆独、港独、邪教及新近披露的诸多受印度资助的“智库”等发布的中文反华“黑宣传”信息，也积极采用种族主义与意识形态二元论的态度。

另一方面，一些在西方语境下，属于自由主义左翼，甚至包括诸如《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等西方左翼社会主义传统下的知识分子刊物，倾向于在人道、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治安、民族关系、环境问题以及对第三世界关系层面进行指责。将中国的发展模式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互助往来，描述为“新殖民主义”与“中国帝国主义”。

讽刺的是，在指责中国“新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问题上，这类所谓的西方左翼知识力量与右翼种族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媒体所推销的“中国威胁论”站到了统一战线上。并且，在对待政府角色，政府与社会、市场三者关系问题上，更与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论调形成共谋。一定程度上，这一现象也重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黄祸论”、20世纪60年代对中国“冒险主义”破坏“和平”的攻击。

实际上，对非“西方”国家崛起的恐慌，对丧失自身霸权地位的紧张，始终占据着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秩序观的核心地位。不断寻找“他者”，制造“敌人”也恰是这种霸权秩序扩张的内在逻辑之一，同时还发挥着稳定内部矛盾冲突的调节作用。随着19世纪贸易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全面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以欧美、尤其是英语国家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也迅速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