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里强调要跳出对个人事迹的堆砌，从科学的发展动态中去描绘历史的脉络。这里他回应的也是辉格史学家们在叙述英国史时所呈现出的狭隘立场。希里认为，仅仅在英格兰国史的框架内讨论“律法和统治者”的更迭与互动是“机械的”（mechanically）。这种叙史手段根本无法真正呈现出各个历史时段之间的“统一性”（unity）。而事实上，对辉格史学家们来说，通过光荣革命这一关键点来描写英国史、以古论今的手法，其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强调英国历史中“古今”之间的密切关联。这种对“统一性”的强调构成了辉格历史叙述中的核心目的论导向。辉格史家们格外强调“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王权与之后的议会权力，以及英格兰国教会，通过光荣革命这一关键事件，完成了“统一”，并造就了之后英国保守主义者眼中的英格兰核心价值观：地方自治与议会民主。辉格史学家们通过他们对光荣革命史的讨论，建立了英国历史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体性地位。

《英格兰的扩张》面世于1883年，距离麦考利男爵《英格兰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出版才35年。此时的英国刚刚结束了祖鲁战争，正式建立起了对南非的殖民统治。一个由加拿大、南非和印度构成的不列颠殖民世界帝国就此形成。

20世纪上半叶的一张明信片，上面描绘了一个布尔人和南非的地图剪影。图中亲切地将南非布尔人称为：“我们来自南非大草原的小伙子。”

在这个帝国政治的鼎盛时期，希里批判的是辉格史学在一个大时代中的小格局。在希里的叙述里，个体在历史中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德行的集中表现，更需要被放在一个与国家（State）的关系中去理解。而国家的地位则更被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西方文明的延续脉络中来体现。相比辉格史家们关心的帝王将相，希里更乐意从（西方）文明的尺度出发，关心诸如牛顿、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这些个体。并从中探求一个与“人类普遍福祉”相关的历史叙事。在希里眼中，辉格史学家们将眼光禁锢在英格兰岛屿上。这种史观无法承载解答“不列颠殖民帝国”未来命运的使命，也无法描述不列颠世界帝国维系诸邦国之间稳定性的纽带。希里不满足于辉格史学家们对“统一性”安于一隅式的解读，他希望在一个英格兰白人向外殖民扩张的历史中，去描述一个“出英格兰记”（English Exodus）既有史诗又饱含宗教意味的故事。希里将这一故事的重心放在了18世纪，并用“路易十四时代”和“拿破仑时代”这两个与英国民族史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作为这段历史时期的标记物。在希里看来，在这个世纪里，英格兰向外扩张、获取殖民地的斗争不但造就了宏伟的英格兰历史，更以一个“出英格兰记”的神圣叙事，将辉格历史中的盎格鲁-萨克逊主体性地位从一个特殊的民族史框架中，提升至了一个全球历史的核心地位。

相比梅里维尔在19世纪中期从经济发展角度阐释的英格兰殖民历史来说，希里成功地将英格兰的“扩张”从一个纯粹的贸易经济命题，转化为一个结合了政治变迁、军事行动，结合了帝国中心与殖民边疆，结合了历史与未来的整体性道德叙事。与其说希里是反辉格史观的，不妨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辉格史学家。正是通过他的叙述，辉格史观中体现的强烈价值观与目的论导向才从一个反映了英国“特殊性”的问题意识，转变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议题。由此，盎格鲁-萨克逊的白人中心主义才真正随着英帝国军事霸权的全球展开，成为一个文化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全球性霸权。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对全球当下秩序的梳理，对西方文明历史的收编，以及对人类未来历史发展方向的整体性叙事也在这个过程中诞生。这种通过反辉格史观而建立起的辉格帝国史叙事影响了希里之后的几代英国帝国史学家，成为“帝国史”最核心的问题意识。

从英国“帝国史”的辉格史起源中我们能发现，帝国史视角下编织的世界叙述流露着强烈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种族中心主义的意味。我们也不难发现，辉格式的帝国史与英国宪政史之间那种深层次的共性，以及它们对未来强烈的目的论兴趣。它们对传统、当下以及未来，对中心与边缘的整体性理论野心，加上19世纪英国全球殖民扩张的政治进程，无疑共同造就了辉格史学家们所发明的英国“核心价值”以及文明论的全球性影响。

但是，这种从正面书写的“政治神学”叙事仅仅是帝国史的一个面向。如何处理殖民帝国在扩张过程中的罪恶与残暴？希里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沿袭了梅里维尔的方法，将眼光放在了废奴运动上。在希里笔下，废除奴隶制度是“自由贸易”发展之后的历史必然。正如梅里维尔一样，希里以北美的独立为界，将英帝国分为两段。在18世纪北美独立之前的英帝国奉行一种“古老的殖民体系”（old colonial system）。这种从“古希腊殖民主义”中继承下来的经验本质上反映了一种“自然体系”（natural system），它就像是植物瓜熟蒂落，果实落地再生根发芽的自然生长一样，通过不断地自我繁衍，将自身的基因广布天下。同时这种旧的殖民体系从未将殖民地视为平等的主体，殖民母国甚至不惜牺牲殖民地，来保障母国的利益。而18世纪末之后的新兴殖民体系才是真正物质与道义上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