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维也纳体系之外，有选择地推动民族独立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在19世纪中，获得英国积极承认并支持的民族独立运动或者属于欧洲旧帝国的殖民地，或者来自于全球贸易路线上一些关键的，属于奥斯曼与中国这两个非西方帝国的传统治权范围之内的民族地区。英帝国对于前者，特别是那些拉丁美洲西班牙帝国殖民地独立的支持毫不犹豫。维也纳体系因此也成为了这种新旧两种欧洲世界霸权之间缠斗的平台。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Congress of Verona）则从实质上终结了了维也纳体系，并也凸显出了那种欧洲“五霸共治”模式的脆弱。^【14】

从维罗纳会议之前，英国的议会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与西班牙美洲帝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已经存在多年。英国制造与商业资产阶级绝不容许这种联系受到任何阻碍。1822年7月，在维罗纳会议举办之前3个月，卡苏里子爵便向威灵顿公爵（1st Duke of Wellington）表示，英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只关乎英西关系，与法国、俄国或是其他任何国家无关。^【15】虽然，在19世纪的英国，这种在对抗西班牙基础上形成的对拉丁美洲独立的支持被表述为一种自由主义英国对世界“普遍民族独立（universal national independence）”的推动^【16】，然而事实上，卡苏里子爵对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毫无兴趣。他仅仅有选择地在拉美（针对西班牙帝国）、意大利和希腊（针对奥斯曼）积极推动不干涉主义政策，而在维也纳体系内部，尤其是西班牙革命问题上则反对法国协助镇压，并参与支持西班牙反政府游击队。这也就彻底打破了由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所精心构建的那种五霸共治的平衡体系。

终于，卡苏里子爵的继任者坎宁在维罗纳会议上由于西班牙问题而彻底与法国决裂。他表示“现在的时局，重新回到了一个有益的状态（wholesome state）。国家自谋前程，上帝关爱世人（Every nation for itself and God for us all）！”^【17】在梅特涅看来，英国这个被“革命精神”（revolutionary spirit）影响“坏到骨子里的”国家，现在终于“赤裸裸地站在世界面前了”。^【18】同样，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新兴的美国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以有选择性地推动民族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为基础，开始了对旧霸权（英国及整个欧洲旧大陆）的挑战。

然而，我们从永乐兄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康有为在“国竞”逻辑下却对英国作出了极为正面的判断。他采用合纵连横的办法，试图在这种国竞的局面下，建立中英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以求让大清加入这种势力平衡的机制中。然而，恰是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反帝与去殖民独立运动背景下，我们才发现，康有为这种认识背后的巨大局限。

事实上，英国在自由贸易观念下展开的世界霸权的新模式，对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来说毫无自由而言。这种“自由”的贸易，并未改变拉丁美洲地区在19世纪世界格局中的依附地位。^【19】而从这之后非西方世界开始的对这种霸权秩序的认识与反抗，则构成了连接19世纪与20世纪世界秩序形成历史的重要线索。

在不同地区，这种霸权的展开模式各有不同。我们发现，殖民帝国在拉丁美洲互相排挤，而到了东亚，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享贸易权利。在中亚与奥斯曼帝国，至少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民族主义的选择性使用与欧洲五霸共治的妥协局面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即便是开始逐渐放弃传统直接殖民模式的英帝国，在19世纪中期却也开始占领一大批在全球海上贸易线路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补给及中转城市、港口。民族独立，被作为推动这种自由贸易霸权的策略性手段而使用。

自由贸易不平等的起源

对1840年的英国来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则是继拿破仑之后，与英国利益更为密切相关的国际力量。一个稳定但却不那么强大的奥斯曼在欧洲自由贸易帝国秩序中起到了关键的平衡作用。1840年7月15日，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伦敦协议》（Convention of London）。在当时的巴麦尊勋爵看来，一个稳定的奥斯曼帝国将会为欧洲的安定提供基础，他希望通过对奥斯曼的扶持来防止俄国控制博斯布鲁斯海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武装干涉埃及帕夏穆罕穆德·阿里的叛乱，炮击贝鲁特，以期维护《伦敦协议》中规定阿里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军的诉求。而也正是他，在1827年的《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中，要求奥斯曼帝国承认希腊人的自治。

对英国全球贸易的发展来说，庞大的俄罗斯帝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障碍。它对通往中国腹地的路上贸易通道的控制，对英国通过海上贸易线路的控制而形成的贸易垄断产生了重要挑战。沙皇俄国19世纪中期在中亚地区的贸易扩张行动主要开始于19世纪中，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特别是其在针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帝国也希望通过参与这场战争，能够遏制不断向欧洲扩张的俄帝国。作为战争的结果之一，1856年签订的《巴黎合约》（Treaty of Paris of 1856）将黑海划为中立区，这从实际上取消了俄国原有对黑海的专属控制权。同时，战争又使得原先在欧洲政治秩序边缘的奥斯曼帝国进入到了欧洲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维也纳体系”中，被接纳到所谓“国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中。

《巴黎合约》签订于1856年3月，同年9月21日，俄国便向楚河河谷地区派出了一支勘探队。这支勘探队由俄国阿拉套地区（Alatau）地区指挥官命令，军官P. 谢苗诺夫（P. Semenoff）带领，从今天阿拉木图境内的俄军韦尔内堡垒（Fort Vernoye）出发，最远到达伊塞克湖（Lake Issik-Kul）西岸。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对英帝国在亚洲的边疆形成了重要挑战。^【20】作为对俄国中亚扩张活动的回应，英国殖民政府也开展了对中亚的探险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打开从旁遮普地区通向以新疆为主的中亚地带的商贸路线。

1868年5月25日，在皇家地理学会年会上，时任学会主席的罗德里克·玛奇森爵士（Sir Roderick Impey Murchison）发表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系统的叙述了英国贸易殖民主义下的世界秩序及战略重点。其中针对中亚（Central Asia）与中国西部（Western China）地区的部分，也充分反映了当时英国政府在中亚及西藏新疆地区的贸易扩张意图，以及在这种意图之下对该地区治权问题的法理认识。^【21】

18世纪末期英国在印度特别是孟加拉与旁遮普地区的殖民活动，除了大大提高了这一地区的粮食作物产量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棉花种植与布匹生产，将这一地区编织进了英帝国贸易殖民主义的网络中。这一过程，超出了原有自然法基础上形成的以耕作（cultivation）为法理根据的殖民秩序，而将这种以基督教普遍性为基础的“文明化任务”转化成了以商业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商业化运动”（commercialisation mission）。与前者不同，后者所形成的世俗化的世界秩序中，其格局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需寻求在一种神权意志下进行的平等教化。相反，则更希望在一种差序世界格局中，维持贸易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以贸易为基础的殖民主义秩序从根本上区别于中国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天下秩序。也不同于基督教普遍话语及科学人种学基础上中对世界秩序的认知。这种秩序并不希望建立一种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相反，由于小型政府更容易屈服于这种贸易殖民主义的霸权，进而为其提供更低的税率。因此一个碎片化的治权结构虽然在贸易路线上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但从整体殖民工程的角度出发，小政府则更符合19世纪欧洲殖民霸权的利益。这一点，从19世纪历史中，英帝国对在旧帝国秩序边缘发生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中也能得到印证。这一政治策略，被称为“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然而，就像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改革从内部打散了原有民族之间的共同体那样，这种传统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客观上从外部进一步将世界拆分成以民族国家为主的集合体。而这一系列具有了民族意识的社会群体，很快便成为这种19世纪殖民贸易帝国主义世界秩序衰落的重要助推器之一。^【22】

随着这场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全球秩序变迁的发展，整个世界在“已开发”和“被/未开发”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愈发鲜明。少数几个欧洲贸易资本主义工业化强权在这一不平等的全球化格局中明显占据了中心地位。然而，以这类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建设却从未将这种实质上的地区间差异与不平等纳入考虑范畴。这种不平等被掩盖在欧洲法律上的形式主义自由之下。